英国国家史略

公元前 55 年夏，高卢总督凯撒开始有意对不列颠用兵。在日耳曼尼亚和高卢的作战中，他就意识到这个海岛的重要。

岛上的居民和在德国、高卢、西班牙的部族同属一族，在高卢北海岸的战役中帮助当地的部落。他们和克尔特人属同宗，只是闭塞的海岛生活使他们具有更强烈的民族感情。

不列颠志愿军前一年在布列塔尼沿岸协助威尼蒂人作战而遭到失败，那些从暂时被征服的高卢逃出来的难民在不列颠受到欢迎和庇护。

凯撒认为在他迫使北方野蛮人屈服于罗马统治和制度这一使命中，不列颠已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时，其他因素也是重要的——凯撒在三头政治联盟中的同僚克拉苏挥戈踏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征途。这里，在已知世界的另一端，有着同样壮观的探险事业。罗马人对海洋又恨又怕，经过了 200 年的拼命努力，才压倒在地中海航行自如的迦太基人。

更主要的是，不列颠是督伊德教的中心。督伊德教以各种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对高卢、日耳曼尼亚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凯撒写道：“凡是想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一般都到不列颠去。”

罗马军队在一年前以极小的代价消灭了熟悉水性的威尼蒂人的舰队。他们在长竿末端绑着镰刀，割断了威尼蒂快船上的扬帆索具，跳上船去杀敌兵。

凯撒无法得到不列颠有关天气、潮汛和水流的可靠情报。

在离开莱茵河，穿过高卢北部，可能是经过兰斯和亚眠向海岸进军的时候，凯撒派出一名军官乘战船侦察不列颠岛的沿岸。他把打败过威尼蒂人的这支军队集结在离不列颠最近的两个港口，等待宜于扬帆的日子。

• 布列塔尼地区是法国西部的一个地区。布列塔尼族来源颇为复杂，有一部分人是原始高卢族的后裔，另一部分是英国南部的威尔士族的后裔。由于英格兰族入侵他们往南迁徙，越过英吉利海峡，到达布列塔尼定居。由英国移居过去布列塔尼的民族，他们本身的语言和当地民族的语言很相近，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的融合，成为现代的布列塔尼族。
• 督伊德教是古代凯尔特人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公元前一千年代后半期在高卢、不列颓和爱尔兰等地广泛传播。但是随着罗马人对西地中海地区及不列颠的征服，督伊德教逐渐销声匿迹。直至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从古典作家的著作中将其重新发现。近代以来，在某些因素的推动下，古老的督伊德教逐渐复兴,如今已在西欧和北美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 定居于意大利东北部阿尔卑斯山麓的威尼蒂人(Veneti)，属于伊利里亚人的一个旁支。其分布地域濒临亚得里亚海威尼斯湾，东起今的里雅斯特，西抵维罗纳附近地区，南至帕杜斯河（今波河）。威尼蒂人约于公元前 1000 纪初或前 950 年前后迁移至此 ，大概比古意大利其他民族和伊特拉斯坎人都来得更早，以致于威尼蒂人的语言和亚平宁半岛东南部梅萨皮人的语言，曾同被认为是意大利“最古的语言”。威尼蒂人的文化在公元前 6 世纪到前 4 世纪时曾臻于全盛。他们长于经商，与希腊城邦、阿尔卑斯山区和北欧的居民都有贸易关系，并控制了来自波罗的海的传统的琥珀交易，特别是以善牧马而声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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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曾经从斯万斯科姆的石堆中发掘出一个 25 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生物学家发现这个头盖骨与现代人有明显区别。

冰河时代末期，气候发生变化，旧石器时代以狩猎为生的文化也随之衰落。入侵将新石器文化带入西部森林地区，他们懂得原始农业技术，也懂得挖土坑、打洞，为安全而聚居。不久，他们便用土在山顶筑起围墙，晚上才将家畜关在里面。

在英国发现的历代人类头盖骨中，绝大多数属于长颅或中等长度的头颅。可人们知道，比克人和其他圆颅人也曾经侵入许多地方，他们定居下来，自成体系。青铜时代晚期几乎普遍实行的火葬，毁灭了长颅和圆颅人结合的一切痕迹，但二者无疑是曾经存在的。

当不列颠仍然同欧洲大陆相连的时候，铜和锡被发现并开采出来，开创了青铜时代。欧洲大陆的青铜器渗入英国的过程经历了许多世纪。

不列颠南部的青铜器时代末期应定于公元前 1000-公元前 400 年之间。这个时候，铁被开采并锻造出来。用铁器武装的人从欧洲大陆进入不列颠，杀戮使用青铜器的人。

铁器时代同青铜器时代交错在一起，它带来一种较好、较高级的社会形式，但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却十分缓慢，他们长期形成的风俗也是一点点缓慢改变。可以肯定，青铜器一直应用到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这种情况在不列颠北部尤其突出。

铁器时代移民的迁入使新石器时代以来无人建造的山顶营盘又兴起来。公元前三、四世纪，不列颠有人居住的地区建起了许多这种营盘。这类营盘周围筑有一道壁垒，有的是石头，但一般是土建筑，外边加一层木桩，还挖一条深沟加以保护（城堡的萌芽？）。壁垒的规模一般不大，入口的构造简单，但不仅仅是避难所，有许多是内有私人住宅的长期定居点。它们似乎并不用于防御外敌，相反，倒像是由于由于外来移民成倍增加并发展成部落制度而逐渐产生的。这种部落制度也就是后来部落战争的起源。

在铁器时代克尔特人入侵浪潮中，最后一批是在公元前 1 世纪初来到的。善于驾驶战车和骑马的贝尔吉人在入侵者中无疑是最开化的，此时他们到了内地，不迷恋当地所信赖的山顶要塞，在山谷建立城镇，有时甚至在顶峰有古堡的山麓兴建城镇。他们还首次将银和铜的币值介绍进来。这些后来者在不列颠成为贵族部落，压迫土著民族。

当时，罗马核心人物对西方这个群岛只有模糊的印象。最早的地理学家认为海洋环绕大地，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岛屿。大约在公元前 445 年，希罗多德听说在遥远西方的海岛上有锡，他把这几个到叫做卡锡特利德。到了公元前 4 世纪中叶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家之一，马赛人皮特阿出海航行两次，实际上环绕不列颠群岛一周。他宣布在海上确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普列坦群岛-阿尔宾岛和厄尼岛”，可是别人认为这是一派胡言。

早在公元前 3 世纪，罗马就确信有三个大岛：阿尔宾、厄尼和图勒（冰岛），它们位于世界的边缘。当时岛上锡制品的外销引起人们极大关注，从波里比阿写于公元前 140 年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问题至少已在经济著作中得到充分论述。

• 斯旺斯科姆人，欧洲大约 20 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化石之一。20 世纪 30 年代，斯旺斯科姆的头骨在英国南部泰晤士河近斯旺斯科姆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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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55 年八月底的一个午夜，凯撒率领两个军团和八十艘运输船向不列颠用兵。东方发白的时候，他望见多佛的灰白悬崖，同时也发现崖顶布满守备的军队。他估计这里不适合登陆，因为从崖顶投下的透视可以打到海岸上。于是他抛锚一直等到退潮，才又向前航行七海里，在第尔和瓦尔摩之间平坦的海滩上登陆，进攻阿尔宾。

布立吞人观察到凯撒的行踪，便在岸上随之移动，准备迎击。接着就出现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个场面。岛上的人随着他们的战车和骑兵冲进岸边的浪花中迎击入侵者。凯撒的运输船和战船在深水的地方停住，军团的士兵不知水有多深，在纷纷投来的标枪和石块中犹豫不决。但是第十军团的旗手举着神圣的鹰旗跳入水中，凯撒这时带着装有石弩和火箭的战船进攻布立吞人的侧翼。罗马人受到鼓舞和支持，跳入水中，尽量保持队形向敌人冲去。双方在浪花汹涌的水中进行短暂的激战，但罗马人还是打到了岸边。他们一摆成阵势，很快把布立吞人打败了。

对于凯撒，登陆仅仅是重重困难的开端，运载骑兵的十八艘船是在他动身三天后出发的。这些船只在能望见凯撒军营的时候，突然遇到一阵狂风，沿着英吉利海峡向南漂去，后来幸好回到了欧洲大陆。月圆时海潮高涨，可凯撒不知这个道理，因而停泊的舰队损失残重。

海滩之战以后，布立吞人曾经求和，但他们看见入侵者的困境，又产生了新的希望，于是中断了谈判。他们以众多人数袭击正在搜索粮食的罗马军队。然而受到攻击的军团事先并没有忽略防备措施，他们的纪律和盔甲也再次发挥了威力。仅靠军队周围玉米地的粮食，就能供两个军团维持两个星期。布立吞人最终屈服了，但凯撒只规定了一些名义上的条件。他拆毁许多船只用来修理其余船只，带着人质和俘虏回到欧洲大陆。他从没说这次远征是成功的。

第二年凯撒再次带着五个军团和一些骑兵，乘着 800 艘船来到不列颠。岛上的人被这庞大的舰队吓住了，登陆者没遇到抵抗，但大海再次捉弄了他，凯撒在深入内地 12 英里的时候接到报告说一场大风暴毁坏了大批船只。因此他又回到海边，并不得不花十天的时间把所有船只拖上岸来，把修筑好的部分营垒加固一番。随后又开始向内地进军，轻而易举地捣毁布立吞人在树林中用木桩围起来的栖身之所，然后在布伦特福附近渡过泰晤士河。

但布立吞人有了 卡西维罗尼斯 做他们的领袖。他掌握当时条件下的战争艺术，让大批缺乏训练的步兵和农民解甲还乡，自己率领战车和骑兵同入侵者角逐。凯撒对这种车战曾经作如下的详细描述：

卡西维罗尼斯避免同罗马军团正面作战，他派机动力量去骚扰进犯中的敌人，切断敌人同筹粮部队的联系。但凯撒还是夺取了他的第一座堡垒。当地部落开始求和。在这个紧要关头，卡西维罗尼斯同凯撒谈判达成协议，再交出一些人，并保证归顺纳贡。作为回报，凯撒撤离不列颠。这次他宣称征服了海岛，举行了凯旋仪式，布立吞俘虏跟在他的后面走过罗马的大街。以后的近百年时间里，再没有侵略者在这个岛上登陆。

• 罗马共和国一个军团(LEGION)满编 4200 人。军团分 10 份，一分队(COHORT)420 人。一队又分几小队(maniple)：60 人弓弩队、120 人长枪队、120 人重装步兵队、120 人轻装步兵队。每一队由一百夫长(centurion)指挥，并有 6 人一组的旗手队，负责带领军团。
• 布立吞亚支又译为布利屯亚支或布里索尼亚支，为海岛凯尔特语支的其中一支凯尔特语言。布立吞这个译名源自于威尔斯语的 brython，意思是“古代不列颠人”。在罗马人占领不列颠岛这段期间（西元 43 年 - 西元 425 年），通用布立吞语自拉丁语借了大量字汇，这些字汇都是一些原本未接触到都市化生活的不列颠凯尔特人所不熟悉的概念，例如战术和都市相关的事物，而甚至有些很基本的字汇也都被取代（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后来布立吞语支的 "鱼"全源自拉丁语的 piscus，而非他们原本自己语言里有的单字 *iskos）。如今约有八百多个拉丁语借字都还可在现今的三种布立吞语支的语言中找到。

在凯撒入侵后的一百年里，不列颠的居民没有受到任何侵扰。贝尔吉人在他们的城市里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些好斗的部落在彼此间的战争中两败俱伤之后则认为再不会有人来攻击他们。不过，他们同欧洲的联系以及同罗马帝国文化的联系却架起了，多种货物的交易随之发展。罗马商人在许多地方有了立足点，他们回去后盛赞不列颠的富庶，只要在那里建立稳定的政府，便可得到很多收益。

公元 41 年，卡利古拉皇帝的遇刺和一系列不测事件使他的叔父腐儒喀劳狄登上统治世界的宝座。

公元 43 年，罗马准备了 2 万军队用来征服不列颠。“他们分三路出发，因为一支单独的部队可能难以登陆。开头，他们被风吹了回来，因而勇气锐减。后来，一道闪电顺着他们的航向，由东向西划破长空，这又使他们振奋起来。于是他们进港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布立吞人没料到他们会来，所以没有事先集合起来。”（引自狄奥卡苏的著作第九章）

但是不列颠战争仍在继续。布立吞人不同罗马人近战，而是隐蔽在沼泽地和森林里，想把侵略者拖垮，使他们也像凯撒那样空手而归。卡拉克塔库逃到了威尔士边界，发动当地部落进行长达六年之久的顽强抵抗。公元 50 年，他终于被接替普罗蒂的新任罗马将军奥斯特利打败。奥斯特利是一名精力充沛而又能干的军官，他征服了从瓦什河到赛文河之间人口稠密的整个地区。卡拉科塔库在西部全军覆没时幸免于难，企图唤起北部的布列于特族，但被该族女王引渡给罗马人。

“喀劳狄听完这番话，立即把他和王族的其他成员释放。他们都感激涕零地向皇帝致谢，等铁链一解开，他们就向坐在附近一条长凳上的阿格丽品娜走去，激动地向她表达同样的感谢和敬意。”（摘自苏托尼斯《十二个罗马皇帝的生平》）

• 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尼禄·日耳曼尼库斯（Tiberius Claudius Drusus Nero Germanicus，简称克劳狄乌斯、克劳狄、或模仿后来欧洲君主习惯冠以数字的克劳狄一世，前 10 年 8 月 1 日－54 年 10 月 13 日），他是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第四任皇帝，公元 41 年—54 年在位。

克劳狄乌斯是意外而登基为元首的。公元 41 年，皇帝卡利古拉遭到刺杀后，近卫军拥立这位克劳狄乌斯家族的中年男子，并受到元老院的承认而继位为罗马皇帝。他的统治力求各阶层的和谐，凡事采取中庸之道，修补了卡利古拉时期皇帝与元老议员之间的破裂关系，提高行省公民在罗马的政治权力，并兴建国家的实业。后期史学家认为，罗马帝国初期政治的中央集权统治型式，是在他的手中和平地转移完成的。

• 小阿格里皮娜（15 年 11 月 7 日－59 年 3 月），全名：尤利亚·维普桑尼亚·阿格里皮娜（Julia Vipsania Agrippina），古罗马皇后，暴君尼禄的母亲。她是罗马帝国早期的著名妇女，也是古代世界最有名的投毒者之一。阿格里皮娜一生中共有三次婚姻。她的第一个丈夫与她生育了一个男孩，取名为卢基乌斯，即日后知名的“尼禄”。据信，阿格里皮娜毒死了她的第二个丈夫。公元 49 年，罗马皇帝喀劳狄一世（阿格里皮娜的叔叔）成为她的第三任丈夫。喀劳狄一世把尼禄收为养子。54 年，喀劳狄一世被毒杀身亡，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阿格里皮娜主使的。尼禄顺利地继承王位之后，阿格里皮娜希望能主导政权。然而当阿格里皮娜反对尼禄与波皮亚·塞宾娜的婚姻时，尼禄的疯狂使他杀死了母亲。59 年，阿格里皮娜被尼禄的近卫军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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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威尔士边界发生的这一惹人注目的事件，是一场悲剧的序幕。东英吉利的爱西尼王国国王逝世了，他指定已经继喀劳狄登上皇位的尼禄同他的两个女儿一起成为继承人。塔西陀写道：“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符合他的意愿。他的王国被许多百人队队长劫掠一空；他的私有财产也被奴隶抢走，好像它们是战利品似的；他的寡妻波狄希亚（或称波狄卡）遭到鞭笞，女儿被强奸；酋长的世袭财产也被夺走，亲族沦为奴隶，好像整个王国就是送给罗马的礼物。”

波狄希亚的部落既是最强大也是最顺从的部落，如今对罗马侵略者却怒不可遏。他们纷纷拿起武器，波狄希亚成了这支军队的统帅，附近的布立吞人几乎都聚集到她的麾下。

在不列颠全境共有四个军团，最多不过 2 万人。第十四和二十军团正在跟苏托尼斯进攻威尔士，第九军团在林肯，第二军团在格罗斯特。起义队伍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卡穆勒多纳姆（科尔切斯特，英国东南部城市，位于科恩河畔，东距北海 19 公里），那里是罗马和罗马化的布立吞人的殖民地。

刚刚住到那里的退伍军人在军队的支持下把当地的居民从他们的家园宅舍赶出来，而那些军队的士兵也希望自己能得到同样为非作歹的许可。苏托尼斯离他们有一个月路程，第九军团也远在 120 英里之外，他们既得不到饶恕，也没有解脱的希望。

苏托尼斯只带一小队人马到达伦敦，他下令第二军团从格洛斯特赶来和他会合，但这个军团的指挥官被第九军团的惨败吓住了，没有遵命前往。伦敦的居民恳求苏托尼斯保护他们，但当他听说波狄希亚不再追击向林肯逃窜的塞雷利斯而调头向南进的消息，便决定让他们听天由命。他没有力量抵挡，唯一办法就是同第十四军团和第二十军团会师，他们正从威尔士沿罗马大道（即华特林大街）全力向伦敦前进。苏托尼斯于是不顾伦敦居民的哀求，下令出发，愿意跟他走的人都可以加入他的队伍。

伦敦最终遭到了大屠杀，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起义者的愤怒集中发泄在被侵略者所诱惑的布立吞人身上。后来，波狄希亚把矛头指向韦鲁拉姆（圣奥尔本斯）这个贸易中心也同样遭到了屠杀和毁灭。据塔西陀记载，在这三个城市中，“被杀害的居民和盟友至少有七万人”，“因为野蛮人不需要俘虏，不卖俘虏，也不做战争中常有的任何其他交易。他们只要屠杀，把人刺死、钉死、绞死和烧死”。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当时伦敦有三四万人口，科尔切斯特和圣奥尔本斯合起来也有三四万人，加上乡下的被杀人数，塔西陀的估计可能是正确的。

“这时，苏托尼斯身边有了第十四军团，加上第二十军团的老兵和近在咫尺的辅助部队，约有一万全副武装的军队，他要决一死战。他在一片树林背后的峡谷里选好阵地……命令各军团编成密集队形，把轻装部队安置在两侧，使骑兵列在两翼外围。”野蛮人的军队有八万多人，像日耳曼人和高卢人，他们的妻子儿女坐在一对长龙般的马车里随军前进。

“那时一次辉煌的胜利，可以和昔日的战绩媲美。有些人说我们杀死了将近八万布立吞人，而我们自己大约只有四百人死亡，受伤人数稍多一些。”这时胜利者说的。波狄希亚服毒而死，第二军团指挥官皮尼斯·波斯图姆听到胜利的消息时便拔剑自刎。

• 波狄希亚，即波狄卡。一世纪时不列颠岛上的布利吞人爱西尼王国女王。原为王后，其夫王临终前指定由其两女和罗马尼禄皇帝为共同继承人。不久罗马军队占领该国，国家受到蹂躏。公元 61 年，波狄希亚率国人造反，打垮了罗马的第 9 军团，先后焚毁了卡姆勒多纳姆、伦丁尼（伦敦）、韦鲁拉姆等几个罗马城镇，屠戮了数万罗马居民和归化的布利吞人。不久，波狄希亚率领的 8 万人（包括老弱）在一次决战中被罗马总督苏托尼斯率领的第 14、20 两个军团 1 万余人击败，波狄希亚服毒自杀，其部落基本被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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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78 年，富有才干的阿格里科拉出任不列颠总督。在任期的第一年，他没有进行例行的礼节性巡视，而是讨伐仍然不服从罗马帝国权威的人。他征服了当年苏托尼斯在波狄希亚起义时所放弃的摩纳岛。

阿格里科拉既有政治家仁爱美德，又有军事才能。他的女婿塔西陀写道，阿格里科拉说过：“如果征服以后就进行压迫，那么征服者将一无所得。”他减少了纳贡的粮食数量，鼓励和帮助寺庙、法院和住宅的建筑。他为酋长的儿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还说“布立吞人的天赋胜过高卢人”，因此他博得不列颠富有阶级的好感，使他们愿意穿罗马的大袍并接受其他风尚。“他们逐渐接触到可以去掉恶习的新事物，诸如起居室、洗澡和宴会等，他们把这些不懂的新事物叫做文明。其实在这种文明中，他们只是侍候人的角色。”

罗马元老院虽依旧遵循奥古斯都大帝确定的政策，要保持疆土而不必扩张，但阿格里科拉还是获准在不列颠总共发动了六次扩张领土的战役。在第三次战役中，他扩张领土到了泰恩河。在第五次战役中，他到了福斯河和克莱德河一线。他本来可以控制英国的这个细腰地段，掘壕固守。但如果他不能制服被他赶到北边的那些强大部落和拼命挣扎的大批勇士，罗马的不列颠行省就无法获得持久的太平。

其实除了海滨之外，阿格里科拉不会在任何方向停止扩张。所以他再度北上，发动了第六次战役。如今他面临难以对付的局势，因为过去的灾难曾使布立吞人饱尝不团结的苦果。

在蒙斯格劳匹斯，不列颠最后一股有组织地抗击罗马军队的力量灭亡了。据罗马人记载，在这次战斗中“杀死敌军一万，我方损失 360 人”。

彻底征服不列颠的道路已经铺平。如果当时阿格里科拉得到帝国政府的鼓励，或者至少获得它的赞助，那么历史也许会有不同的进程。可是对罗马来说，喀里多尼亚问题只是轰动一时的新闻，而真正的压力来自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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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制度下，不列颠度过了近三百年的时光，从许多方面看，这三百年都是岛上居民所领略过的最惬意、舒适、文明的时代。就边界局势而言，驻军并不算多。非正规军守卫罗马墙，一个军团驻扎在约克作为后援。有两个军团镇守威尔士，一个在切斯特，另一个在卡伦昂阿斯科。占领军总共不到四万，几代人之后便在当地招募新兵，几乎都是布立吞人。

在这段时期，布立吞富有阶层的生活比维多利亚末期以前的任何时候都要好。从公元 400 年到 1900 年，没有任何人享有集中供暖设备，只有个别人能洗热水澡。在罗马制度下，富有的布立吞公民建造乡间宅第，火炕供暖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在文化和学术方面，布立吞人刻板地照搬罗马的一套，不像高卢人那样能灵活加以运用。他们不用担心野蛮人的威胁，可以安然度日，但并未玩物丧志。罗马人的习惯渗入，罗马的厨房用具以及语言也逐渐得到广泛的应用，有些文明的事物甚至传播到了农村。布立吞人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可同罗马人并驾齐驱，的确，没有哪个省份像不列颠那样恰当地采纳罗马制度。

罗马帝国进入全盛时期之后发生的剧烈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他们有自己的法治，过着较好的生活，这种生活纵使发生短暂的波动，基本还是宁静安定的。

在市政和政治方面，罗马文化都做出了贡献。城镇向棋盘一样设计成许多方格子，便于居民有秩序地居住。建筑物按罗马世界的标准式样兴建的，各城都都有广场、庙宇、法院、监狱、浴池、市场和下水道。

在当时罗马化的地区至少有一百万人口，而且可能更多。但没有迹象表明不列颠人口在罗马制度下有大幅度增加，在太平无事、秩序井然的 200 多年里，人口数字仍旧和卡西维罗尼斯时代相去无几。这个新社会尽管结构很好，还有浴场、宴会、礼服、学校、文学和雄辩术等文明及奢华饰品为它增添色彩，可它的基础仍旧是史前的落后农业。

这些不利因素给大胆规划的城镇罩上了阴影，它们周围农业区的繁荣程度不能满足规划者的要求。在几次发掘中所了解的情况表明，原来规定的城镇边缘地区从没有住过人，或最初住过人，后来逐渐荒芜，因为当时的物质基础不足以维持这些地区。不列颠的城市生活宁静、落后，甚至开始衰退，但还保持着端庄和风采。

由于罗马的统治，我们才有伦敦这座城市。喀劳狄的军事将领、负责部队后勤的官僚机构以及随后来到的商人，给伦敦带来经久不衰的生机。一座占地广阔、规划合理、有坚固城墙保护的城市代替了公元 61 年木屋遍布的商业区，不久就取代了贝尔吉要镇科尔切斯特的商业中心地位。三世纪末，伦敦设立造币厂，而且是财政管理中心。到罗马时代末期，伦敦虽未得到直辖市地位，但它却似乎是行政中心，就像约克是军事中心一样。

在南部各郡，至少已经发现了五百个别墅遗址。约克郡以北和格拉摩根近海平原以西的地方没有发现一个别墅遗址。乡间别墅是不列颠行省全盛时期的主要特点。在城市衰落后，乡间别墅仍然保持着繁荣的景象。三世纪后，城市开始衰落，而这种别墅直到四世纪还比较兴旺，有的甚至延续到黑暗的五世纪。

在此后五年，从泰恩河到索尔威湾建立起一条 73 英里长的军事屏障，石砌，八英尺到十英尺厚的大墙，十七座要塞，每座要塞由三百至六百人组成的辅助步兵队守卫。大约有 80 座炮台，160 座烽火台，大墙前有一条 30 英尺深的沟渠，后面也有一条，似乎是海关的边界，很可能由财政当局把守控制。这个防御体系需要一万四千多人驻军，另还有五千人不属于守备的部队沿墙巡逻。当地用小麦纳税，为军队提供粮食。此外每个要塞都有谷仓，能容纳一年所需粮食。

在喀劳狄入侵后的五十年里，筑路工程加紧进行。在二世纪，大部分筑路工程集中在军事地区的边境地带。到三世纪，公路网已完成，剩下只是保养工作。我们可以根据时常发现的里程碑看出罗马时代的筑路活动，上面刻着下令进行这些工程的皇帝的名字。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的历程碑至少有四个出土，它们表明当时公路网有了新的扩展。但这些新工程在 340 年以前全部结束了，此后罗马再也没有发展这些公路，只是尽力保养而已。公元 350 年以后，高卢的公路情况也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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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如果得到细心保护，很可能足以使它的疆界完整无损，但这些资源往往在争夺皇位的内战中白白浪费。三世纪中期，帝国内部政治混乱，经济崩溃，尽管如此，帝国仍有活力。伊利里亚军队中涌现许多杰出军人和行政官员，他们恢复了帝国的统一，巩固了国防。

三世纪末，罗马似乎又同以前一样强大稳定了。可是在华丽的外表下，罗马帝国的基础正在土崩瓦解，许多新思想和制度开始出现，各地城市都在衰落，贸易、工业和农业由于沉重的税收而萎靡不振，交通也不那么安全。在一些省份，强盗出没无常，他们都是无法再靠土地谋生的农民。

罗马时代之所以能保持太平，关键在于对各种宗教采取容忍的态度，在于根据各地情况实行灵活的统治制度。可在二世纪中叶以后，这个制度逐渐削弱，宗教的统一趋势不断得到加强。

三世纪末，不列颠的罗马文化及其面临的挑战都达到了顶点。此时，野蛮人开始从欧洲以及不列颠岛的荒凉地区向西侵犯。苏格兰人（现在应该叫爱尔兰人）和皮克特人开始从苏格兰进攻海德利安墙，而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从海上进攻它的两翼。同时，撒克逊人划着细长的船只渡过北海，在纽卡斯尔到多佛的整个东海岸进行骚扰活动。

作为罗马占领军大厦的基础，不列颠的别墅生活也受到了威胁。全国各地的迹象表明，当时存在普遍的恐惧心理。除了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要塞以及以此为基地的军舰，还可以看到许多新的防御措施。

从公元 1 世纪开始，就有这样一支舰队。有海军部标记的瓦片证明，它在多佛和林普尼拥有固定的基地。而且整个沿海地区都组织了防御。维吉狄在 4 世纪著书论述战争艺术时，提到不列颠船队有一种很特殊的轻艇。这些船只的船体、帆、船员的衣服甚至他们的脸都涂成海水的颜色，便于隐蔽。

罗马时代的布立吞人是帝国最活跃、放肆的成员，他们抱着神宠论（等待上帝拯救）的态度，却想参与帝国的政治。随时间的流逝，驻扎不列颠的罗马军队里，当地人逐渐增多，3 世纪末，这支军队显示出强烈的民族特点。

布立吞人及其驻军为自己的罗马公民和罗马人身份感到荣耀，并不想独立，但对帝国政府抱着严厉的态度。驻扎在切斯特、约克或卡伦昂阿斯克的几股罗马军队如果没有当地舆论的强烈支持，是不敢觊觎王位的。这些叛乱并不是简单的心怀不满的士兵哗变，它们是一些军团要控制罗马帝国的大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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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奥克利迪安皇帝在历史上主要形象是早期基督教徒的迫害者，而他重拓昔日边境的卓著功勋却一直被这形象的阴影所掩盖。他奉行双皇储制的原理，根据这个原则设立两名皇帝、两名皇储，而他自己则居四人之首。皇帝期满退位，皇储继位，同时任命新的皇储。

公元 285 年，另一位皇帝马克西米安被派到高卢，同时兼管不列颠。撒克逊海盗的劫掠引起他深切关注。他加强了英吉利海峡舰队，任命西北欧国家的海军军官卡劳西为舰队司令。卡劳西是果断顽强、野心勃勃、无所顾忌的人。他在布伦基地纵容海盗抢劫，当他们抢到大批财物，他带着快船队突然出击，胜利。不列颠社会对他的功绩不满，而他辩解这只是伏击的一部分策略。可是他无法解释把掠夺财物据为己有的事实。马西米安要处决他，但卡劳西在不列颠登陆，宣布自己为皇帝，把岛上的驻军争取到自己的一边，并在一次海战中打败了马克西米安。至此当局认为同这个顽固的叛逆者讲和将是明智之举，因此卡劳西在公元 287 年被承认为皇帝之一，管辖不列颠和高卢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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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367 年，在那灾难性的一年里，皮克特人、苏格兰人和撒克逊人联合行动，一起向不列颠扑来。罗马帝国的军队英勇抵抗，北方公爵和撒克逊海岸伯爵在战斗中被打死，防御体系被打开一个很大的缺口，嗜杀成性的游牧部落破坏了美好的乡村别墅和宅舍，所到之处留下一片废墟。不列颠的乡村别墅生活在这场浩劫之后稍有恢复，城市早已开始没落，但至少还有城墙作屏障，人民仍然前来避难。

从史卷上看到，罗马帝国征服曾为保护不列颠作过多次努力，尽管布立吞人不知感恩，有时还起来造反，帝国还是一再派军队前来恢复秩序或驱逐野蛮人。367 年的灾难发生后，瓦伦蒂尼安皇帝派狄奥多西讲解率领一支人数不少的军队来解救不列颠省。狄奥多西完成了他的使命，从沿海地区的工事中，可以看到进一步加固和重建的痕迹。

这时，海德利安墙又一次被突破了，北方和海上受到敌人的威胁。过了七年，狄奥多西才派史迪利科将军到不列颠赶走了侵略者，修复了防御设施。御用诗人克劳迪安在他的作品中，用换新的笔调描写了公元 400 年不列颠从撒克逊、皮科特和苏格兰入侵者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情景。但这种感激之情很快淡薄了。

亚拉里克带领西哥特人侵略意大利的那一年，史迪利科已经回到罗马，并掌握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他不得不从不列颠调回一些军队保卫帝国心脏，公元 402 年，史迪利科在波连迪亚的大战中击败了亚拉里克，并把他赶出意大利。胜利的欢乐未逝，以拉达盖苏为首的大批野蛮人又发动了一次入侵。公元 405 年，史迪利科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侵犯。

意大利刚刚平静，结成联盟的苏维人（日耳曼尼亚中部民族）和汪达尔人（日耳曼民族一支）、阿瓦人（突厥人一支）、勃艮第人（日耳曼民族一支）就越过莱茵河边界，践踏高卢北部。史迪利科毫不畏惧，准备迎击进犯的敌人，但不列颠军队抱怨不列颠省不受重视，因而叛变。他们拥立一个名叫马库的人当皇帝，但不久就被杀死，因而又选了一个名叫格拉迪安努的布立吞人继任，但四个月后也被暗杀了。于是他们又选了一个布立吞人，他的名字也叫人所熟知的君士坦丁。他不保卫不列颠，却到大陆去保护他篡夺的爵位。他调空了不列颠的军队，而且像马克西姆那样到布伦去冒险。他同史迪利科较量了三年，取得了胜利，但最后也像马克西姆那样被抓住处以死刑，随他前往的军队再也没有回到不列颠。

在这致命的几年里，不列颠岛开化地区的保护者相继下台，既帮助了帝国，也打击了帝国。410 年，对于接二连三的告急书，荷诺利皇帝无计可施，只能发出告别不列颠的回信，他说：“罗马帝国的各个行政区应该设法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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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停止保护不列颠以后，我们对它的初步印象是圣·日尔曼努在 429 年访问本岛时提供的。这位主教从奥塞尔来到不列颠，要扫除皮拉吉的邪说。这位奥塞尔的主教和主教团的另一位同事到了圣·奥尔本斯，可以肯定，他们很快就说服了不信基督教的人放弃误信的谬论。日尔曼努年轻时是优秀的将军，他在这里组织了军队，侦察周围地形，主要到敌人前进的路线上有一条群山环抱的峡谷。于是他率领部队在那里埋伏，等待不信基督教的凶恶敌人。

12 年后，高卢的一位编年史家在公元 441 年货 442 年写下这样一段话：“近来各种天灾人祸使布立吞人逐渐陷入撒克逊人的控制中。”这是因为日耳曼尼亚北部开始了大迁徙，这比四世纪的抢掠性袭击更可怕，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从此临近。

公元 450 年前后，不列颠统治者模仿罗马惯用手段，从海外招来许多雇佣军，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后来证明，这时作茧自缚。门户一旦开发，整船整船的野蛮人便源源而来，他们沿着河流向内地前进，可能从亨伯河一直到朴茨茅斯都都是这样。但他们一离开沿海地区，布立吞人就分歧抵抗，并取得巴登山大战的胜利。在这以后近五十年里，入侵者未能前进一步。

确定巴登山战场造址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许多学者、专家做了大量研究调查，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是战斗如果（而且很可能）是发生在 V 字线中间割据地区，目的是阻止敌人从东边继续向西侵入，那么最有资格戴上巴登山桂冠的就是靠近斯温登，俯瞰巴德伯雷的利丁顿坎普。

• 欧塞尔，一译“奥塞尔”，法国中部城市，约讷省首府，位于巴黎盆地的约讷河畔。原为一城堡，公元三世纪成为城市，后为主教管辖区。现为工商业中心，工业有食品和木材加工、电池制造业等，葡萄酒贸易甚盛。
• 皮拉吉，公元五世纪初教士，认为人并不是天生有罪。要避免罪恶，得到拯救，主要依靠个人意志，而不一定是靠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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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人之后，征服与被征服的色彩也就淡薄了。很难想象在广大的地区彻底灭绝某个种族的做法，征服者即使没有怜悯，至少会受到实际利益或性欲的引诱。对于布立吞社会大部分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征服者只是替换原来的统治者，富人被杀掉，大批勇敢而自重的人退到西边山里，其他人则及时逃到布列塔尼。

撒克逊人喜欢居住在河谷地区，他们认为有经济收益的地方就是河边的草地，低处种庄稼，高处放牧。但许多地方要经很长时间才能收拾好，把水排干；在这期间，除了高原地带的布立吞人田庄外，比较可能的是在河谷可以播种以前，他们让本地人当奴隶耕种自己原有土地，后来古老的田庄逐渐荒芜，所有人聚居到河边或溪头村子里。

对现代英国地名的研究证明，山、森林、河流的名称一般起源于克尔特语。甚至在村庄都是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地区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不列颠原有民族并没有被灭绝。

这些侵略者也渴望获得栖身之地，他们严厉的法律和艰苦生活，都是由于中亚细亚贪婪的游牧民族大大规模西迁而给他们造成巨大压力的结果。

• 克尔特语族，一译“塞尔特语族”，印欧语系之一。分三个语支：1、高卢语支——高卢语（已消亡）；2、不列颠语支——威尔士语，布列塔尼语，皮克特语（已消亡），康瓦尔语（已消亡）；3、盖尔语支——爱尔兰语，苏格兰语，曼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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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耳曼各部落中，撒克逊人最凶狠。据说他们之所以叫做撒克逊，是因为他们使用一种叫塞克斯的短剑。根据传说和圣徒比德的著作，是盎格鲁人、朱特人和撒克逊人共同征服了不列颠，但实际上，撒克逊人很可能在离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前就兼并了另外两个部落集团。

449 年，在沃迪吉恩的邀请下，亨特斯特和霍萨在肯特郡建立朱特王国。
477 年，埃拉和他的三个儿子来到不列颠，继续侵犯。
495 年，赛迪克（传说是西撒克逊第一位国王）和儿子登陆。
501 年，海盗朴特建立了朴茨茅斯。
514 年，西撒克逊人斯塔弗和威特格进行袭击。
544 年，威特格遭到杀害。
547 年，伊达登陆，后来建立诺森伯兰王国。

对于这些年代，我们只能说它们与事实大体相符。

血缘宗亲关系本是日耳曼社会基础，每个家庭是一个社会单位，部落则是整体。从新殖民者中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看到，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结构和贵族阶层开始取而代之。

日耳曼人在英格兰定居以后，他们原来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由于频繁军事活动，前来开拓土地的武装农民被迫接受更大的国家权威。在日耳曼尼亚，他们没有国王；在不列颠，他们的国王是从那些自称古神后裔的首领中产生。国王的地位日益显赫，他的支持者和随从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一个新的阶级。这个阶级产生了封建制度的胚胎，后来控制了整个社会。封建领主是主人，也一定是保护者。他必须支持他的属民，大官司时给他们撑腰，发生饥荒时供养他们；反过来，他们必须为他种地，为他打仗。

当时交通闭塞，没有文字，各个地区像海洋中的孤岛一样彼此隔绝。因此在入侵部落占领区里顿时王侯四起，在日耳曼人许多根本缺点和恶习中，他们彼此互不相容尤其突出。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不列颠处于组织严密的小公国群雄割据的混乱状态。

要想公正地评价这个时代就得承认，布立吞人同我们现在所说的英格兰人斗争了大约 250 年，他们在罗马的支持下战斗了 100 年，另外 150 年则全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战斗。布立吞人曾经多次取得胜利，阻挡征服者的前进步伐达数十年之久，当初连罗马人也无法征服的山区，终于再次证明是布立吞民族的不可攻克的堡垒。

各国争霸的时代大体上被认为是从西历约 500 年到约 850 年，即从皇帝霍诺里乌斯放弃不列颠尼亚的统治开始到韦塞克斯的埃格伯特（Egbert、古英語:Ecgberht 或者 Ecgbryht、775 年左右 - 839 年）除了卡莱多尼亚（Caledonia）以外统一了不列颠岛为止。实际上盎格鲁萨克逊人建立的王国不止 7 个，很多的不起眼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以及先住民布立吞人所建的小国林立，但是逐渐的，其中有力的国家吞并周边小国，霸权不断增加。所谓的这七个王国的“七”这个数，是后世用来作为代表的七个最有实力的大国。从这个王国群中，形成了后来的英格兰，是指“盎格鲁人的土地”的意思，所以被称为“英格兰”。

肯特：英格兰东南部，在现在的肯特周边形成的朱特人的王国。是最早接受罗马基督教的地方。
东盎格利亚：英格兰东南部，统治现在的诺福克（Norfolk）和萨福克（Suffolk）周边的盎格鲁人王国。
诺森伯利亚：英格兰北部盎格鲁人的王国，包括子王國波尼西亚和德伊勒。
麦西亚：支配着英格兰中央部，7 世纪势力惊人的盎格鲁人王国。
埃塞克斯：英格兰东南部、支配现在的埃塞克斯(Essex)、赫尔福德郡（Hertfordshire）、密德萨斯（County Middlesex） 周边的撒克逊人王国。
韦塞克斯：支配英格兰西南部的撒克逊人王国，最终形成以多赛特（Dorset）、汉普郡（Hampshire）周边为中心的王国，前期甚至包括了最北部。
苏塞克斯：英格兰南部，散克逊人的王国，支配现在的萨利（Surrey） 、东苏塞克斯（East Sussex）、西苏塞克斯（West Sussex）周边。

肯特

该王国大约在公元 5 世纪中叶由入侵英格兰地区的日耳曼部落中的朱特人建立。关于该王国的建立，历史学家至今争论不休，按照传统说法，公元 449 年朱特人在其部落首领亨格斯和霍萨两兄弟的率领下，在英格兰南部沿海地区登陆，他们是受当地布立吞人的邀请，前来帮助当地人抵抗北方皮克特人的侵略的。不久以后，亨格斯和他的儿子埃斯克马上调转枪头，和邀请他们前来的布立吞人首领沃丁根闹翻，朱特人很快就打败了当地人，并在大约相当于今天英国的肯特郡的区域建立起肯特王国。肯特王国的埃特尔伯特在 6 世纪末在英格兰称霸，据说他的霸权范围一直延伸到亨博河以南区域。在公元 597 年，埃特尔伯特在其首都坎特伯雷接待了罗马教皇格里高里派出的传教使节圣奥古斯丁，并在圣奥古斯丁的影响下，接受了洗礼，成为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中第一位接受基督教的国王。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肯特王国国力衰退，周期性地为默西亚王国和韦塞克斯王国所征服和瓜分，最终在 8 世纪后半期沦为默西亚王国奥法大帝统治下的一个省份。奥法大帝死后，肯特人在 796 年爆发了反抗默西亚的起义，但被残酷镇压下去。公元 825 年时，肯特被韦塞克斯王国的国王埃格伯特征服，被迫承认韦塞克斯的君权，随后肯特成为韦塞克斯王国的一部分。尽管肯特在 8 世纪末开始的丹麦人侵略浪潮中，成为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不过肯特仍然是诺曼征服以前英格兰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区在该区的存在，使得大批财富以宗教的名义汇聚在该区，另一方面肯特和欧洲大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宗教、政治、经济、文化。

东盎格利亚

东盎格利亚是盎格鲁人在 5 世纪末叶建立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它的领土范围大体相当于现在英国的诺福克郡和苏福克郡，盎格鲁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和北德地区。这个王国的早期历史很模糊，不过该王国大块领土地处沼泽地带之中，使得它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防御位置，这个因素让东盎格利亚王国在 6 世纪末叶成为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中的一个强国。东盎格利亚王国的国王里德瓦尔德（他大约死于公元 627 年）接替肯特的埃特尔伯特成为南英格兰的霸主，里德瓦尔德曾帮助埃德温击败了诺森伯利亚王国的国王埃特尔弗里特，并让埃德温登上诺森伯利亚王国的王位。但东盎格利亚王国的主导地位却随着默西亚王国的崛起而削弱。公元 650 年以后，东盎格利亚王国长期沦为默西亚王国的附庸国。公元 825 年，东盎格利亚人在韦塞克斯王埃格伯特的援助下发动了对默西亚王国的起义，尽管他们随后摆脱了默西亚的统治，但又沦为韦塞克斯的附庸国。更坏的事情接踵而来，865 年——866 年冬季，入侵英格兰的丹麦人在东盎格利亚王国境内过冬，869 年，丹麦人重临故地，这一次他们可不再是短暂停留，他们征服了整个东盎格利亚王国，丹麦人摧毁了王国境内的修道院，并谋杀了东盎格利亚人的年轻国王——圣徒埃德蒙德。9 世纪 70 年代时，韦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击败了丹麦人，迫使丹麦人在英格兰东部的丹麦法区居住时，东盎格利亚通过韦塞克斯和丹麦人于 886 年的和约成为丹麦法区的一个部分。不过丹麦法区的丹麦人不久以后又故态重萌，不仅帮助维京人侵略韦塞克斯，还不断地侵扰该王国。最终韦塞克斯国王长者爱德华在 917 年最终征服了丹麦法区，统一了英格兰，从那以后，东盎格利亚就成为英格兰一个伯爵领地了。

诺森伯利亚

诺森伯利亚是盎格鲁人建立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它最初由两个独立小王国组成，这两个小王国以迪斯河为界。其中的一个独立小王国是伯尔尼西亚，它的领土范围包括今天的东苏格兰、英格兰的伯维克、罗克斯堡、东诺森伯利亚以及达勒姆地区。另外一个独立小王国是德拉，它的领土范围包括今天英格兰的约克郡的北部和东部地区，这两个王国都是盎格鲁人在公元 500 年左右时建立的。现存的一些稀少的史料记载着 6 世纪中叶时，伯尔尼西亚的国王为埃达，德拉的国王为埃里（或埃勒）。伯尔尼西亚的国王埃特尔弗里特（在位期间 593-616）将两个小王国合并为诺森伯利亚王国，并为统一后的王国增加了苏格兰以及威尔士领地，不过埃特尔弗里特被德拉的埃德温打败，并被取而代之。埃德温于 627 年接受了基督教并在英格兰建立了诺森伯利亚的霸权，可惜好景不常，在 632 年，埃德温被威尔士的格温尼德王国的国王卡德瓦尔隆杀死，这个王国是和默西亚国王潘达结盟以反对诺森伯利亚的。经过一年的混乱后，诺森伯利亚的王位由伯尔尼西亚的奥斯瓦尔德获得，奥斯瓦尔德请来圣埃丹进行凯尔特基督教的传教工作，不过，奥斯瓦尔德也被默西亚的潘达杀死了。继承奥斯瓦尔德为王的相继是奥西乌（在位期间 641-670）以及埃克格里菲斯（在位期间 670-685），在这个时期中，诺森伯利亚的国力逐渐衰微，相反的是，默西亚王国却国势蒸蒸日上。不过，奥西乌在宗教方面还是有所建树的，他在惠特比宗教会议上确立了罗马基督教会对凯尔特基督教会的领导权。7 世纪晚叶以及 8 世纪时期，诺森伯利亚王国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倾轧、争吵、不和，不过该王国的教会、艺术、学术、文学却处于一个黄金时代。867 年，入侵的丹麦人在诺森伯利亚王国的首都约克获得了胜利，他们占领了王国的南部地区，诺森伯利亚的盎格鲁人只能够控制迪斯河以北，福斯湾以南的一个小王国。丹麦的卡奴特大帝征服整个英格兰后，在诺森伯利亚设置了丹麦人伯爵，这些丹麦人伯爵中，以死于 1055 年的西瓦特为最具实力。但是诺森伯利亚人却在 1065 年将西瓦特的继承人托斯提格驱逐，托斯提格的位置被默西亚伯爵埃德温的弟弟摩卡尔取代，1066 年，托斯提格在挪威的哈罗德.哈德拉达的陪同下，重返诺森伯利亚，并在福尔福德战役中打败了摩卡尔和埃德温，这时，刚刚获得英格兰王位的哈罗德二世迅速赶往北方，击败了托斯提格和哈德拉达。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诺曼底公爵威廉抓住了哈罗德来回征战，疲于奔命的弱点，在英格兰南部的哈斯廷斯击败了哈罗德，结束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

默西亚

默西亚是盎格鲁人建立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它的领土范围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英国的米德兰地区。该王国大约在公元 500 年左右建立起来，但其早期历史含混不清，只有到了国王潘达统治时期，默西亚的历史才变得清晰起来。潘达将默西亚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韦塞克斯（645 年）以及东盎格利亚（650 年），成为亨博河以南的英格兰霸主。潘达死后，默西亚的霸权在 3 年之内一蹶不振，在这个时期，诺森伯利亚王国派来的一名传教士使默西亚王国皈依了基督教，不过潘达的儿子伍尔夫赫尔重新建立了一个更为强大的默西亚王国。8 世纪时，埃特尔巴尔德为默西亚王时，整个南英格兰都为默西亚的势力范围。默西亚的霸权在奥法大帝（在位期间 757-796 年）时达到了鼎盛，他控制了东盎格利亚、肯特、苏塞克斯，并迫使韦塞克斯和诺森伯利亚对他维持着臣服的关系。奥法大帝还在默西亚王国的西部建立了奥法大帝墙以保护西部地区免遭威尔士人的侵扰。奥法大帝死后，默西亚的霸权地位逐渐衰落，其霸权地位为韦塞克斯所取代。当 9 世纪初韦塞克斯王埃格伯特击败了默西亚后，默西亚曾短暂地承认韦塞克斯的宗主地位，不过在 874 年，当入侵的丹麦人严重破坏了默西亚后，默西亚屈服于丹麦人，其东部地区通过 886 年韦塞克斯和丹麦人的和约，成为丹麦法区的一个组成部分，西部地区则为韦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大帝控制，至此，默西亚的独立历史宣告结束，尽管它在作为韦塞克斯王国的一个伯爵领地时，曾经有过一位高贵的女伯爵埃特尔弗莱德。她在丈夫死后，竭力帮助身为韦塞克斯国王的兄弟对抗丹麦人，获得了默西亚夫人的称呼。

埃塞克斯

埃塞克斯是撒克逊人建立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它可能于公元 6 世纪初期建立。这个王国的王族祖先可以上溯到欧洲大陆上日耳曼人所尊崇的主神沃登、奥丁，这也是其他的撒克逊——盎格鲁王国的统治者所声称的。埃塞克斯王国的领土范围包括现在英国的埃塞克斯郡、米德尔塞克斯郡、哈特福德郡大部以及伦敦。大约在 604 年，埃塞克斯国王塞伯特在他的叔父——肯特国王埃特尔伯特的影响下，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一死去，继起的国王就驱逐了伦敦主教梅利图斯，王国很快又恢复了异教的信仰。不过在 653 年，国王西格伯特又向诺森伯利亚国王奥斯维提出派遣传教士到本国传教的请求，奥斯维向埃塞克斯派遣了塞德，塞德使埃塞克斯再次信奉了基督教，并在王国境内建立了教堂。在伍尔夫赫尔为默西亚王期间，埃塞克斯承认了默西亚的宗主权，从此便开始了埃塞克斯为周边强国支配的历史。825 年，埃塞克斯和其它东部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一道，臣服于韦塞克斯王国，并作为韦塞克斯的一个伯爵领地。886 年韦塞克斯和丹麦人的和约，使得埃塞克斯沦为丹麦法区的一个部分，但在 917 年为韦塞克斯国王长者爱德华收复。埃塞克斯伯爵领地最著名的伯爵是比尔特诺特，他在 991 年的麦尔东战役中阵亡。

苏塞克斯

苏塞克斯是撒克逊人建立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它的领土范围在今天英国东南部威尔德地区的南部。苏塞克斯王国在 5 世纪末期建立（按照传统的说法是在 477 年），其建立者是撒克逊人的首领埃勒，他在几次战役中打败了凯尔特人，建立起一个短暂时期内的军事霸权。但是人们对这个国家早期 200 年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7 世纪末时，这个王国还是信奉异教，直到约克主教圣威尔弗里德在王国传教（681-686 年），才使这个王国的民众信奉了基督教。685-688 年时，韦塞克斯国王卡德瓦拉征服了苏塞克斯，而在卡德瓦拉以后为王的因尼统治期间，苏塞克斯继续臣服于韦塞克斯。771 年时，默西亚的奥法大帝已经将包括苏塞克斯王国在内的邻国征服，从那时起直到 825 年，苏塞克斯一直处于默西亚的统治下。825 年时，苏塞克斯和其它东部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一道，臣服于韦塞克斯王埃格伯特。

韦塞克斯

韦塞克斯是撒克逊人建立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它可能在 495 年由塞尔迪克领导下的撒克逊人建立，据传他率领族人在今天英国汉普郡沿海地带登陆。到了塞尔迪克的孙子塞夫林（在位期间 560-593）时，撒克逊人的定居点已经遍布希尔腾山脉，原先的居民凯尔特人则被撒克逊人从泰晤士河上游河谷和塞文河下游之间的区域驱逐出去，但塞夫林本人却被撒克逊人放逐。直到 8 世纪末叶时，韦塞克斯王国一直处于强国的阴影下——先是肯特，然后是诺森伯利亚，最后是默西亚。不过这一时期韦塞克斯也并非毫无作为，国王卡德瓦拉（在位期间 685-688）对邻国开展了几次成功的战役，他的继承者因尼一方面向西面的布立吞人小王国扩展领土，一方面迫使肯特进贡。因尼死后，韦塞克斯陷入了混乱状态中。直到埃格伯特为王时（802-239），韦塞克斯的国势再次振兴起来，他成为了全英格兰的宗主，不过他的继承人被迫放弃了一大部分霸权以集中精力来防御丹麦人的入侵。到了阿尔弗雷德大帝统治时，韦塞克斯的历史和英格兰的历史联系起来，到了 10 世纪长者爱德华、埃特尔斯坦、埃德蒙德、埃德雷德相继为韦塞克斯国王时，韦塞克斯逐渐对包括丹麦法区在内的整个英格兰建立了巩固的统治。但在国王埃德加平静的统治后，新国王埃特尔雷德（在位期间 978-1016 年）再也无法抵抗维京人的入侵，维京人首领卡努特在英格兰建立起丹麦人的统治（1016-1042 年）。卡努特家族的消亡导致忏悔者爱德华成为英格兰的最后一位韦塞克斯王系国王（1042-1066）。随着诺曼征服，韦塞克斯不再成为政治概念，而成为地理概念，它一般指现在英国的多塞特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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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夜中入睡的是不列颠，黎明时醒来的却是英格兰。它贫穷落后，野蛮愚昧，但还活着。不列颠曾是世界大帝国的活跃地区，而英格兰却再度成为野蛮愚昧的孤岛。它曾经是基督教的王国，而现在却是异教徒的场所。

因此在黑暗时期，基督教的火炬是在爱尔兰而不是在威尔士或英格兰燃烧发光。福音书也是从爱尔兰传到不列颠北部，第一次显示了赎救皮克特入侵者的神力。

圣帕特里克去世五十年后出生的哥伦布，参加了他的教会，成为这一信仰的新旗手，他的门徒分别前往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布立吞人王国、北边的皮克特部落居住地区以及诺森伯利亚的盎格鲁人王国。哥伦布也是苏格兰基督教会的奠基人，但他采用的形式与欧洲基督教国家普遍接受的基督教有所区别。它采取修道院形式，和罗马势力的中心没有一点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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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但罗马教廷一开始就密切注意到圣哥伦布努力奋斗的成果。他不仅对福音书的传布表示关注，而且也注意到任何偏离正轨而把新基督教徒引入歧途的倾向。他们注意到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游离教皇管辖之外，故而在欣慰之时又感不安。

罗马教廷在六世纪末决定派一名引路人到英格兰去传布和加深基督教信仰。历史上有名的圣奥古斯丁于 596 年在前景光明的情况下开始执行他神圣使命。肯特一直是不列颠岛同欧洲联系最密切的地区，并且在各个时期中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肯特的国王同克洛维斯的后裔、巴黎的法兰克国王的女儿贝尔塔结了婚。虽然肯特国王仍然信奉托尔和武登（日耳曼神话中的主神），但王后已经开始向宫中的侍臣讲解基督教教义。她的法兰克牧师是一个作风认真而精力旺盛的人，他获得了传教的全权。

这使肯特人受到极大鼓舞，因为他们本就愿意接受基督教。所以圣奥古斯丁在肯特登陆时便知道他的使命已有雄厚的基础，他的到来加强了人们信奉基督教的意志，最后也在王后的帮助下使国王埃塞尓伯特皈依基督教。

圣奥古斯丁以不列颠残存的圣马丁教派为基础，在坎特伯雷恢复了基督教生活，使这个地方后来成为英格兰的宗教权威中心。

他们开了两次会，中间休会一段时间。布立吞主教们不愿自动处于罗马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曾经在可怕的暴行和压迫面前长期捍卫基督教信仰，如今又何必听从入教不久的肯特王国的撒克逊国王摆布？第二次会议以彻底决裂告终。当奥古斯丁认为他遇到极端的偏见和敌意，看到归顺罗马的几位布立吞主教被他们斥为叛逆，他立刻采取了恐吓手段：如果布立吞基督教会不接受他提出的合理要求，那么罗马教廷将站到撒克逊人一边。这位圣徒还喊道：“如果你们不接受朋友的和平之手，就得抵挡敌人的无情之剑。”

但这同布立吞人二百年来所经历的算不上什么，他们并不在乎。会谈在敌对的气氛中破裂，留下不可弥补的裂痕。罗马教廷后来通过埃塞尓伯特和肯特王国做了多次努力，试图同布立吞基督教建立哪怕一丝联系，然而都被断然拒绝。

奥古斯丁虽然光荣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但他的成就不圆满。在圣保罗教廷遗址上建立的一座教堂里，他主持了梅利塔斯就任东撒克逊主教的仪式。 此外他根本没有想到肯特以外的地方去改变人民的宗教信仰，他得到了“英格兰传道者”的不确切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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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十年，群雄割据的政治局面发生变化，罗马教廷的使者开始进入英格兰北部，教化当地人民。东撒克逊人的国王雷德瓦尔德取得一系列胜利后，在迪河到亨博河之间的英格兰中部地区开拓了辽阔的版图。在他的帮助下，一个名叫埃德温的流亡王子获得了诺森伯利亚的王位，后来靠自己的能力逐渐在英格兰取得重要地位，甚至在盟友雷德瓦尔德逝世前，就成为了出肯特以外英格兰诸王国所公认的王中之王。埃德温的舰队征服了安格尔西岛和马恩岛，树立了个人权威，他所建立的联盟还为统一英格兰王国奠立了基础。

诺森伯利亚王国的霸主地位引起了英格兰中部的默西亚王国国王潘达的强烈不满，公元 633 年，不信教的潘达同北威尔士信奉基督教的布立吞国王卡德瓦伦结成了反常的联盟，旨在推翻埃德温的宗主权。据我们所知，这是有史以来布立吞人和撒克逊人第一次并肩作战，这一次，政治高于宗教和民族。在唐卡斯特附近的一次激战中，埃德温战败身亡，头被挂在陷落的约克城墙上示众。

作战牺牲的埃德温誉满全国，他的继承人奥斯瓦尔德出身波尼希亚省的世家，此时成为新皈依基督教和同仇敌忾的撒克逊军队首领。埃德温死后不到一年，奥斯瓦尔德就在沿着罗马墙展开的一次激战中消灭了卡德瓦伦和他的布立吞军队。这是布立吞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最后一次激战。

鉴于布立吞人暴行而联合起来的北部撒克逊人，在消灭卡德瓦伦并把布立吞人赶出诺森伯利亚之后，便开始同潘达国王进行斗争。可这位国王却也盛极一时，他以默西亚王国的全部力量维护托尔和武登（日耳曼神）在国内的神圣地位，共达七年之久。他打败了奥斯瓦尔德，将他砍首断肢。但几年之后，奥斯瓦尔德的弟弟奥斯韦清算了这笔家仇，潘达引剑自刎。

由于埃塞尓伯特未能将撒克逊和布立吞基督教重新统一，这一希望落在诺森伯利亚王室肩上。罗马教廷寄予重望的是约克，而不是坎特伯雷，是撒克逊军队，而不是布立吞军队。当灾难降临诺森伯利亚王国时，波利纳斯（埃德温的肯特王后身边的牧师）已经仓皇乘船赶回坎特伯雷。他和奥古斯丁都不是能经受残酷战争考验的人，他们缺乏充当殉道者或福音传教士的素质，虽然在教义、利益和政策方面深受罗马教廷培养。这时圣艾丹率领的克尔特传教团在诺森伯利亚活动，使其以及东英吉利和默西亚大部分地区重新皈依基督教。这样，在英格兰有一次出现了两支基督教教派，随后由它们主导地位的斗争就开始了。

在潘达死后，被压抑的各种情绪都迸发出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完全进入基督教阵营。这时在任何一个王国里，除基督教以外任何宗教活动都没有市场。整个不列颠岛都信奉基督，只有少数人仍然崇拜武登，不过他们无足轻重。

这件好事本可以造福全岛，但由于撒克逊和布立吞两个民族之间新产生的宗教统治分歧而黯然失色。这两个民族本来就有深仇大恨，如今对于宗教统治又有分歧的意见，这种分歧使两个民族几乎像基督教和异教那样水火不相容。从此问题的核心在于究竟是罗马教廷还是克尔特人对基督教的看法应占主导地位，这些分歧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罗马教廷认为奥古斯丁和波利纳斯有辱使命，意识到通过肯特王国去引导和控制不列颠基督教会的努力算是落空了。于是它制订了一项体现天主教普遍性的新计划。668 年，它又选了两名特使去不列颠。一位叫西奥多，是小亚细亚塔尔苏斯人；一位叫哈德里安，是非洲迦太基人。他们到达坎特伯雷时候，整个英格兰只有三名主教出来迎接，可是当他们完成任务的时候，英格兰教会已经傲然挺立，至今不衰。西奥多于 690 年去世以前，已将主教管区由原来的 7 个增加到 14 个，而且由于他的管理才能，英格兰教会内部拧成了一股绳。这位杰出的亚洲人可算英格兰最早的政治家，以自己的智慧为英格兰导航，作出了不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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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7 世纪和 8 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各王国的国王为取得霸主地位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对当时的人虽然极为重要，却对历史面貌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由于地理位置不利和国力不强等内在因素，诺森伯利亚王国的最高权力受到威胁，它北有皮克特人，西有布立吞人的斯特拉恩克莱德王国，南有英格兰中部的默西亚王国，而默西亚王国对潘达之死仍怀恨在心。

在诺森伯利亚没落时代哺育了一位编年史家，他写下的史料经过长期湮没后传到我们手中，他就是毕德修士。当年他深居教堂，默默无闻，今天他来到前台，成为不列颠岛那段模糊不清的历史时期中最具权威，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发言人。中世纪里，人们感激地称吉尔达为“智者”，但“圣徒毕德”至今依然蜚声文坛。 他独自尽力为我们描绘和解释盎格鲁撒克逊人管辖下的英格兰初期景象：那时的英格兰普遍信奉基督教，由于部落、王朝以及个人之间的激烈斗争和领土纠纷而四分五裂。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文物工作者称这个时期为七国时代，这七国都宣传基督的福音书，可也都不择手段地相互打击，争夺霸权。从 731 年到 829 年，它们在同一宗教的旗帜下不断进行残酷的掠夺性战争。

在撒克逊人的英格兰，霸主地位转移到了默西亚王国。在将近 80 年的时间里，默西亚的两代国王掌握着亨博河以南的所有英格兰地区，埃塞尔鲍德和奥法分别统治了 40 年。埃塞尔鲍德在成为独裁者之前是个流亡者，同修士和隐士相处，掌权后仍不失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有时无法摆脱世俗的各种引诱。

当时在性生活方面的道德观念已经很强，教士甚至可以指责国王生活放荡。来自日耳曼尼亚的博尼费斯指责埃塞尔鲍德利用自己的国王地位，在女修道院博得别人无法企求的欢心，因而犯了“弥天大罪”。关于埃塞尔鲍德国王的史料很少。他赈济穷人，维持治安。733 年袭击了南边的西塞克斯，740 年又乘诺森伯利亚国王同皮克特人斗争而处于困境之机，蹂躏了这个王国的部分地区。在取得这最后一次胜利后，他开始自称“南英格兰国王”和“不列颠国王”，在亨博河以南，他的这些称号是名副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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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尔鲍德后来被他的卫士杀死，奥法继承王位。有关奥法，后人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统治了默西亚极盛时期的后四十年。他执政时期的痕迹不仅在英格兰处处可见，甚至在欧洲大陆也有证可考。奥法是查理大帝同时代的人，他的政策同欧洲国家有许多相同之处，他被誉为第一位“英格兰国王”，也是罗马时代以来第一个同大陆发生争执的人。

查理大帝希望他的某个儿子能和奥法的某个女儿结婚（这是奥法位高望重的重要证据），奥法则要求查理大帝必须把自己的某个女儿也嫁给他的一个儿子才行。起初查理对奥法这种平起平坐的建议大发雷霆，但不久就感到同奥法重修旧好确是上策，因为奥法对大陆实行了贸易禁运，这种报复措施带来的不利因素完全战胜了他的虚荣心和个人结婚。不久，奥法又成了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最亲爱的兄弟”。

查理大帝同他商定，两国国王应“根据传统的贸易惯例”，彼此保护对方商人活动。当时提出协商的交易品可能是法国的“黑石”（大概是煤）和英国的斗篷，此外还有难民和引渡问题。

这两个国王统治时期的繁荣昌盛，恢复了不列颠岛在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地位，奥法不仅自称英格兰国王，而且还自称“全英格兰国王”。我们对奥法的了解几乎完全从他对邻国的影响中得到的，根据这些邻国的史料记载，他消除了赛文河流域的一些小国王，在牛津郡打败了西撒克逊人，征服了伯克郡，砍了东英吉利国王的头，成为伦敦的主宰，废除了亨吉斯特在肯特建立的君主制度，非常残酷地镇压了那里爆发的起义。

查理大帝宫中的几名编年史家之一阿尔库对奥法曾经说：“你是不列颠岛的光荣，也是对付它的敌人的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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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文化在秩序稳定的情况下得到发展，撒克逊人从大陆带来了富有活力的野蛮艺术和早期诗歌，这种艺术一旦在岛上传播，很快受到善于运用线条和颜色的克尔特人的热烈欢迎。

毕德是当时人们普遍尊敬的最伟大的学者，由于他的影响，人类后来用基督降生的那一年作为公元元年。

马尔梅斯伯雷的奥尔德赫姆是欧洲最享盛誉的作家，在欧洲大陆修道院出版的著作中，他的作品最多。

白话诗盛行起来。在西塞克斯，有人开始写散文。另一位西撒克逊人博尼费斯教士，生于埃克塞特附件的克莱底顿，是日耳曼尼亚的使徒。在 8 世纪，英格兰确实堪居西方文化之首。

在罗马帝国的衰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轻视学术，所以知识分子起初都到教堂里躲避起来，后来他们从教堂里发挥出控制社会的力量。教堂成为培养政治家的学校，教士们实际上垄断了知识和写作技巧，因而那些傲慢专横的酋长们离不开他们。教士成为各国王朝的官员，有些成为国家的栋梁。胜利的野蛮人不知不觉地屈服于一种机构，许多事例证明，他们依靠这种机构在无休止的权力之争中取得胜利。

基督教根据自己的原则必定反复灌输和善宽容的思想，它的利益和教徒的热情使它必须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构。

不久，入侵者的后代由于谦卑和虔诚而显得意志薄弱，受到有组织的盘剥。由于 6、7 世纪的这种盘剥，教会在许多国家占有财产和土地数量之大，简直超出它控制局势的需要。

在阿拉伯半岛，默罕默德举起伊斯兰的军旗和圣旗。622 年，他从麦加逃到麦地那，这次著名的事件素称“徙志”，穆斯林纪元就从这时开始计算的。在随后的数十年里，默罕默德和继承他的哈里发们征服了整个阿拉伯半岛、波斯、拜占庭的许多地方以及北非所有沿海地区。

8 世纪初，伊斯兰教传过直布罗陀海峡，盛行于西班牙，直到大约 800 年以后才被清除出去。法国一度似乎也要投降，但在 732 年查理大帝的祖父查理·马特在普瓦蒂埃一带打败阿拉伯人，把他们赶了回去。

还有第二股入侵来自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海盗准备好了细长的船只，破浪南侵。在阿拉伯异教徒和北欧海盗的两面夹攻之下，本来已经衰落的欧洲社会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不得不分力对付他们。直到 11 世纪，中世纪后期基督教世界的封建骑士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皈依基督教的北欧海盗后裔）才完全阻止阿拉伯人前进，在基督教阵营中形成庞大有利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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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对外征伐的欲望产生强大的力量，挪威、瑞典、丹麦派出一股股可怕的武装力量。这些民族之所以要对外侵略，是因为他们的力量和人口同时增长，还因为各国王室之间进行着复杂的斗争。当时，这些北欧人并未遇到由于来自亚洲平原的新压力而被迫西迁，他们是自动进攻的。其中有一股军队从瑞典南进，不仅打到君士坦丁堡，而且在那里撒下在几个世纪里影响俄国欧洲地区的茁壮种子。

另一部分人乘着长船从挪威到达地中海，骚扰沿岸各国，同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和非洲北部沿岸建立的一些王国进行激烈较量之后，败退下来。

第三股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直奔不列颠群岛、诺曼底和冰岛，不久又穿过大西洋来到美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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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海盗依靠的主要是长船，他们不断改进这种船，使它在 8、9 世纪臻于完善。这种船吃水浅，可以沿河逆流而上，能在许多溪流和港湾停泊，由于有合适的形体和柔韧的结构，能够安然经受大西洋最强烈的风暴。

1892 年，按照格科斯塔德的船型仿造了一艘船，挪威人驾驶这条船横渡大西洋，而且只用了 4 周时间。船员无疑是从许多申请者中挑选出来的，他们“掌舵和划桨正像使用刀剑一样熟练”。他们加入海员的队伍，就得遵守严格的纪律——早期的“军事法规”。参加者在 16 岁到 60 岁之间，每个人都经体力和敏捷程度的测验。战利品只属于个人，也就是说根据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法律，一个人的战利品不得遗留给他的亲属，但他有权把这些东西带入坟墓。

北欧人只有与非常庞大的舰队同来时才敢和敌人在战场上正面交锋，这些侵略者东抢西劫，却不善于打仗，只要发现岸上有强大的守卫者，就回到船上，驶到没有被掠夺过的省份洗劫一番。此外他们很快掌握了在陆地上的机动能力，一登陆就立即搜罗附近的马匹，带着掠夺品骑马东奔西窜。公元 866 年，首次提到英格兰境内乘马劫掠的做法。

1 英尺 = 30.48 厘米；1 英寸 = 2.54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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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89 年夏季的一天，它是北欧海盗时代的开端，这场互有胜负的斗争折磨和蹂躏英格兰达 250 年之久。

如今修士们发现他们成为特别易受攻击的对象，他们的财富和所居住的孤岛使他们成为海盗眼中最诱人的猎物。爱奥那岛在 802 年遭到抢劫和破坏，爱尔兰的教会机构也成了抢劫者心目中的稀珍。从那以后，当地教士不断蒙受苦难，但他们的活跃力量和热情使教会在废墟上恢复起来。

北欧海盗在抢劫中有广泛的选择余地，因此他们第二次光顾某地时那里已经有了一段恢复时期。爱奥那岛就被洗劫 3 次，基德尔（爱尔兰一个小镇）的一个修道院甚至遭难不下 14 次。

海盗活动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教会则是海盗不断充实的宝库。查理大帝的御用历史学家埃京记载道，侵扰劫掠连续不断，基督教世界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无人能采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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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年，拥有三四百只船的舰队沿着河流驶入英格兰、法国和俄国内地，进行规模空前的抢劫。在 30 年里，英格兰南方不断遭受洗劫，巴黎不止一次被围困，君士坦丁堡受到袭击，爱尔兰的一些港口城镇多次陷落，奥拉夫部下的北欧人甚至还建立了都柏林。

北欧人在他们征服的许多地区定居下来，瑞典人侵入俄国中部，统治河边的城镇，以禁止贸易的手段勒索赎金。来自寒冷地带的挪威人发现苏格兰岛屿适合居住，于是他们将设德兰群岛、法罗群岛和爱尔兰殖民化。他们到丁格陵兰岛和斯通兰（现在的拉布拉多半岛）。他们乘船驶入圣劳伦斯河，发现了美洲，但他们并不重视这一创举。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北欧人没有在不列颠和法兰西建立长期立脚点，直到 865 年，大陆上的抵抗暂时得到加强，丹麦人才开始大举入侵诺森伯利亚和英格兰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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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地报仇的规矩，儿子应该向杀死他们父亲的仇人进行报复。仇人的肉和肋骨必须砍成或锯成老鹰形，然后孝顺的儿子用双手掏出还在悸动的肺，这种报仇方法叫做“血红的鹰”。据传说，艾利国王就是落得这样的下场，它给英格兰造成的实际后果非常严重。

“无骨人”伊瓦尔既有军权而又诡计多端，是 9 世纪末年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英格兰的指挥官。是他策划了征服东英吉利、诺森伯利亚以及默西亚的那些大战役。

他包围了约克，诺森伯利亚人由于分别忠于两个互相抗争的国王，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时他们忘记宿怨，联合对敌，但为时已晚。在混战中丹麦人把他们全部击败，进行残酷的屠杀，两位国王也死了，完全摧毁了诺森伯利亚的抵抗力量，王国的气数就此告终。

但是伊瓦尔还要征服默西亚王国，在大约 100 年的过程中，默西亚代表着英格兰的力量。伊瓦尔兵临诺丁汉城下，默西亚国王向西塞克斯王国求援，它的老国王已经去世，两个儿子——埃塞尔烈德和阿尔弗烈德——答应出兵援助。他们派兵营救默西亚国王，建议同他一起向围城的敌人发动进攻，但默西亚希望同敌人举行和谈。伊瓦尔没有损坏约克和里彭的教堂，他愿意在诺森伯利亚扶植埃格伯特为附庸国王，又在 868 年通过和谈协议确认了他在诺丁汉的宗主地位。

伊瓦尔于 872 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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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季丹麦人乘船前来，焚烧抢掠，但每年也都愿意在这块气候宜人的土地上到处闲游。最后武士们感到离家劫掠的时间已久，而他们所征服的地方又比较安定，便把家眷迁来。于是，在海盗劫掠杀戮后，拓居运动又一次开始了。

丹麦人和撒克逊人的拓居点有所不同，前者都是军营，其界限就是前线，有一系列据点作为它的后盾。斯坦福德、诺丁汉、林肯、德比和莱斯特是新入侵者的基地。在它们的边界线内，这十年的士兵必然是下十年的殖民者和地主，丹麦人在英格兰的殖民主要就是军事性的，用剑开路，然后在当地获得牢靠的立足点。

有关阿尔弗烈德的详细情况，我们是从阿赛尔的著作中了解到的，他是圣戴维修道院的一名修士，后来成为舍鲍恩的主教。阿尔弗烈德尽管身体不好，却是一名有名的猎手，另外他小时候就随父亲去过罗马，所以对那个伟大的世界有着深刻印象。受权之初，辅佐身为国王的哥哥，担任副统帅。。兄弟俩并不互相嫉妒，但性情却大相径庭。

埃塞尔烈德倾向于宗教界的观点，认为虔诚和祈祷是战胜异教徒的主要途径；阿尔弗烈德虽然也很虔诚，却更加强调武力和策略的重要性。

之前，默西亚王国的霸主地位并不受欢迎，它的几代国王同坎特伯雷的宗教当局抗争。825 年，侵略西塞克斯的默西亚军队在斯温登附近的埃兰顿被阿尔弗烈德的祖父埃格伯特打垮之后，南方和东部各王国都急忙同胜利者修好。于是，统一的肯特（大主教所在地）和西塞克斯便形成了坚强的南方集团。

用战略的眼光看，西塞克斯是比较强大的。它的北方群山起伏，并没有默西亚境内那些水势平缓的长河，这使丹麦人无法乘长船深入心脏地带。 而且西塞克斯还发展了一种地方体制，根据这种体制，郡守可以自行决策，这使其具备了在受到打击后迅速恢复原状的能力。由公认的指挥官或总督管辖固定军区或政区，比起古代部落王国是进了一大步。

肯特、诺森伯利亚和默西亚各国覆灭之后，各方期待目光都转向西塞克斯，那里的王位从撒克逊人定居开始就一直由同一王族的人世袭，从未间断。

最后丹麦人败退了，逃向雷丁，从当天下午到第二天，他们都在溃逃。广阔的阿什当（即伯克郡的山岭）遍布他们的尸首，其中发现有他们的一个国王和五名酋长。

这次胜利没有摧毁丹麦军队的战斗力，半个月后，他们又兴师出战了。但是阿什当之战由于结局的重要性仍不失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因为他们打胜了这一仗，不列颠的基督教文明国家才有希望生存下去，这是侵略者第一次在战场上败北。这是阿尔弗烈德的第一仗。

871 年，双方军队一直进行着残酷的战争。埃塞尔烈德不久病逝了，虽然有几个孩子，但 24 岁的阿尔弗烈德登基为王。战局时有波动，双方各有输赢。丹麦的“夏季军队”大量来到岛上和他们会合，双方交战七八次。那年夏天，大约在阿尔弗烈德登基一个月后，他在自己国内的中心地带威尔顿遭到惨败。在这次战斗之前，他的兵力已由于死亡和开小差而锐减，而北欧人则在战斗中又一次成功地运用了诈败的诡计。

在这次惨败之后，阿尔弗烈德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趁手中还有军队的时候，赶紧同敌人讲和。我们不知道停战有哪些条件，但其中肯定有一条是交付重金。丹麦人过了三四个月才撤回伦敦，通过这项协定和之前的顽强战斗，阿尔弗烈德赢得五年时间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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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 世纪最后二十几年里，“野蛮人大军”内部发生了深刻变化。事实证明，阿尔弗烈德和西塞克斯王国的人确实顽强，不是轻易可征服的。因此有些丹麦人希望在已经控制的地区安居乐业，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在合适的时机继续作战，直到征服整个英格兰。在践踏斯特拉恩克莱德王国并把当地的牲畜和农具抢走以后，几乎有一半海盗在诺森伯利亚和东英吉利定居下来，从此开始以“稼穑为生”。

于是英格兰东部各地接纳了一批种田者，除了共同防御外，不对任何人承担义务。他们用自己的剑夺来了这片土地，因此只忠于能保住土地的军事组织。新的耕耘者并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肯定也利用了原来土地主人及其奴隶。土地分为块地，每块地能够供养一个家庭，以 8 头牛用一定时间在特定条件下所能耕种的面积为限（对于时间及条件，至今无统一意见）。

由此可见，丹麦人与 400 年前的撒克逊人不同，他们并不想灭绝原有居民，两种语言差别不大，生活方式和耕作方法也很相似。这些富有活力的个人主义者、获胜的高傲武士的血统从此和岛上的民族结合起来，这种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后来不仅对英格兰人性格，而且也对英格兰政治事务产生长期影响。

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制定了可贵的法律，建立了皇家法院。当时这些坚韧不拔的农民的后裔不仅已是自食其力的农民，地位也远不如他们的祖先，但他们仍旧非常自信，也没有淹没他们对自己祖先所征服的土地的感情，这种特性直到现在仍在闪光。

东英吉利仍然保持丹麦人的影响。远在诺曼底人征服之前，那里就发展起独特的乡村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中，保留了许多斯堪的纳维亚的特点，自由农也成功抵制了当时的田产庄园化的趋势。F·斯坦顿著《在英格兰的丹麦人》第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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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烈德用重金买来的停战结束了，野蛮人军队中好战的机动部队的新首领格斯洛姆制定了征服西塞克斯的庞大计划。他分兵从海陆两路出发，陆上军队到达波特兰岬角附近的维尔哈姆，在那里的普尔港同海上部队会师，在这里筑起了堡垒，然后从四面突袭阿尔弗烈德的王国。阿尔弗烈德再次谋求和平，并主动赔款，同时也很可能在维尔哈姆包围了陆上的敌军。丹麦人接受了赔款，“对圣圈发誓”要撤走军队，但他们突然转而夺取了埃克塞特。

从海上来的敌军遇上了一场可怕的风暴，在斯沃尼奇附近被毁灭。那个时代，人们认为风雨是由上帝直接指挥的，五千多名发假誓的侵略者葬身鱼腹，丹麦人周密的计划就这样破产了。877 年夏，阿尔弗烈德监视并围困着埃克塞特，他的敌人想再次求和，这次他们老实了五个月。

此时，丹麦军队的首领确信他们已经稳操胜券，但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中，阿尔弗烈德依旧能行使自己最高权力，同他的臣民保持联系。四旬斋即将结束的时候，丹麦人遭受了意外的损失。他们一部分人在威尔士肆虐逞凶之后，乘 23 艘船驶到德文港，从那里共计埃克斯摩的一个据点。

阿尔弗烈德听到这个消息时十分振奋，他派出了使者，召集各地民兵在五月底前和他会合。民众听说国王仍然活着并在积极战斗，无不欢欣鼓舞。但国家仍有被征服的危险，过去的国王现在只是一个英雄。萨摩赛特郡、威尔特郡和汉普郡的部队集结到赛尔伍德附近，集结点选在三郡交界处，这说明阿尔弗烈德在这几郡的队伍中还得讲究策略。

• 四旬斋（Lent），也叫大斋节，封斋期一般是从圣灰星期三（大斋节的第一天）到复活节的四十天，基督徒视之为禁食和为复活节作准备而忏悔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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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桑敦大战胜利后的 14 年里，丹麦人没有大举进攻。尽管局势动荡，动乱时起，但用当时的眼光看，基本维持和平。他对丹麦人在东英吉利定居感到满意，并同默西亚王国建立非常友好的关系，尽管默西亚大部分地区虽未被丹麦占领，但已经成为它的属国。

886 年，他把自己的长女嫁给默西亚摄政王埃塞尔烈德，后者尽力肩负着伯格莱德国王流落国外以后的重担。此时两国王室之间已有几人通婚，而他的长女同埃塞尔烈德的婚姻是最后批准了英格兰南部和中部的合作。

886 年伦敦获得光复，这是这次新联合所结出的第一个硕果。这时，伦敦开始成为国家的首都。我们在《编年史》读到：“阿尔弗烈德国王光复了伦敦，所以撒克逊人，即不受丹麦人奴役的撒克逊人，都站到他的一边。他任命埃塞尔烈德为总督，管理这个自治市。”

阿尔弗烈德下令建造很长的船只来对付丹麦人的战舰。这些船几乎比其他船只长一倍，一些船上有三十对桨，有的甚至更多。它们比别的船只更快更稳，而且也更高。其形状不像弗里希安人（条顿族的一支，善于航海）的船，也不像丹麦人的船，但在他看来，这些船可能非常有用。

然而，撒克逊海员缺乏经验和技术，摆弄不了这些大船。《编年史》中说，在九艘这样的大船对付六只海盗船的一次战斗中，有几艘大船“非常笨拙地”撞到岸上，而只有两只敌舰落入阿尔弗烈德手中。 尽管如此，英格兰海军的诞生仍将永远和阿尔弗烈德的名字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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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烈德的法典试图把摩西法典同基督教原则和传统日耳曼习惯结合起来，其痕迹在肯特、西塞克斯和默西亚的现存法律中仍然依稀可辨。他把“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的信条改为进取性的待人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由于以后历代国王的不断充实，阿尔弗烈德的法典发展成各郡和各分区法院所执行的圣爱德华（忏悔者）法典，受到出身诺曼底望族的国王们的尊重，以后经过封建律师的巧手匠心，成为英国习惯法的基础。

阿尔弗烈德也研究历史，编篡《撒克逊编年史》的工作就是由他开始的。开头的条目都很零散，可见没有经过编篡者的运笔。从阿尔弗烈德时代起，条目都很确切，内容往往丰富，而且有时文笔流畅，并能写出某些事件的历史意义。

由于阿尔弗烈德的努力，撒克逊人和丹麦人后来水乳交融，形成了统一的信奉基督教的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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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最后一场战争等待阿尔弗烈德，885 年，北欧人纠集四万人乘几百只战船沿塞纳河逆流而上。他们带着各种军事装备包围巴黎，攻城长达一年有余。

格斯洛姆在 891 年死去，和阿尔弗烈德订立的却并未得到严格遵守的条约也随之寿终正寝。892 年秋天，一支由 250 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出现在林普尼港（肯特郡东南沿海的一个古代港口）附近，载着践踏过法兰西的“异教徒大军”前来侵略英格兰。侵略者在靠近森林的阿普尔多登陆，并构筑了堡垒。接着又有 80 艘船载着进攻大陆受挫的海盗随后赶到，他们沿着泰晤士河而上，在南岸锡廷伯恩附近的米尔顿安营扎寨。因此，肯特郡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这时候，年轻的英格兰首领开始了猛烈的进攻，英格兰部队似乎有许多人骑马，虽然不完全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骑兵，但至少行动迅速。他们在现在的奥尔德肖特一带进攻并击溃了入侵者，追击二十英里直到敌人逃过泰晤士河，在科恩河彼岸躲避起来。英格兰军队给养消耗殆尽，军队也不够强大，因此只好收兵。

当时战争仍在继续，但据有关记载，黑斯顿并没有再度出战。

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北欧人动用了三只军队，及黑斯顿从欧洲大陆带来的一支大军、在林普尼一带登陆的那一支和来自丹麦法地区的军队。然而在这场全面且持久的战争中，他们终于被默西亚、西塞克斯和威尔士的基督徒打得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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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烈德于 899 年去世，而同北欧人的斗争仍将经历几个迥然不同的阶段。他的儿子，立即登基执政的爱德华早已成为全军敬畏的杰出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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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年，丹麦人撕毁条约，在默西亚重新拉开战幕。爱德华派西塞克斯和肯特的主力部队援助默西亚，他自己在海上指挥舰队，最终在斯塔福德郡特顿豪尔进行了一场激战，丹麦人受到致命打击。英格兰人的胜利是这次长期冲突的一个里程碑，诺森伯利亚境内的丹麦军队从此一蹶不振，英格兰中部和东英吉利因而成为英格兰人的囊中物。

埃塞尔烈德于 911 年去世，他的遗孀埃塞弗丽达（爱德华妹妹）继承了王位，并且比他更有建树。在那个时代，一名妇女能执政为王，这件事本身足以说明她有超人的才智。爱德华后来被称“长者爱德华”，他和妹妹“默西亚夫人”共同指挥这场战争。

由于血缘关系和政治需要，两个王国的政策完全一致。

917 年，爱德华攻陷贝德福附近的坦普斯福德，杀死了格斯洛姆国王，彻底摧毁了东英吉利的抵抗力量。丹麦人头领归顺爱德华，承认他为保护人的君主。爱德华则承认他们的田产，允许他们按照丹麦的习惯生活。

与此同时，“默西亚夫人”征服了莱斯特，甚至连约克也主动归顺。在这凯歌声中，埃塞弗丽达去世，爱德华赶到塔姆沃思（默西亚首都），应默西亚贵族之请登上了国王宝座。

爱德华这时已是亨博河以南英格兰所有地区无可争议的国王，威尔士南部和北部的布立吞诸侯也都赶紧表示永远臣服。在此后两年，爱德华继续北上，在曼切斯特、柴郡的泰瓦尔以及德比郡与曼切斯特之间丘陵地区的贝克韦尔建立了据点。

长者爱德华在胜利后的宁静中统治了 5 年，于 925 年逝世。

西撒克逊人的第三个伟大国王阿特尔斯坦在继位之初采取其家族的传统政策，努力同丹麦法地区未被征服的的部分建立和睦关系。但由于发生了一些纷争，他于 926 年进入约克郡，在那里确立了自己的统治。诺森伯利亚表示归顺，苏格兰国王和斯特拉思克莱德国王称他为“父亲和君王”，威尔士诸侯同意纳贡。

933 年，阿特尔斯坦进行讨伐苏格兰人的战役。937 年，不列颠岛北部的所有地区，柯尔特人、丹麦人和挪威人都聚集到苏格兰国王君士坦丁好都柏林的奥拉夫麾下，形成了反对阿特尔斯坦的统一战线，从挪威本土还来了援兵。

根据冰岛的传说和英格兰流传下来的一首诗，阿特尔斯坦向敌人挑战，要他们和他列阵而战，甚至还提出了所以军队接受考验的地点。敌人欣然同意。不久诺森伯利亚和冰岛的北欧人就同一部分撒克逊军队激烈地厮杀起来，虽然诺森伯利亚的北欧人统帅临阵脱逃，撒克逊人还是失败了。

第二天进行了真正的较量，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天。

他自称为王的行动在欧洲大陆得到承认，三个姐妹分别同加洛林王朝的昏君查理、加佩王室的休大王和未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撒克逊人奥托结了婚。他还扶植一位挪威王子，他在约克接受洗礼，并宣誓永远做他忠实附庸。

在布鲁南博之战 2 年以后，阿特尔斯坦去世，他的异母兄弟，年仅 18 岁的埃德蒙继承王位。被击败的力量又乘机作乱，埃德蒙以他的民族气概顶住了敌人的进攻。他只统治了 6 年，但直到 946 年去世为止，他寸土未失。

埃德蒙死后，他的弟弟阿尔弗烈德之子“长者爱德华”的幼子埃德烈德继位。埃德烈德也成功保护了自己的版图，而且似乎从此扑灭了诺森伯利亚的反叛火种。

• 埃德蒙一世(939-946)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之圞子，阿特尔斯坦同父异母的弟弟。944 年他收复了被爱尔兰的都柏林国王（维京人王国）占据的诺森伯利亚。945 年他和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一世签订合约。946 年他被闯入其聚会的贼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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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认为北欧人在英格兰活动的第一阶段结束于 954 年，自北欧人入侵浪潮卷入不列颠岛以来，120 年过去了。前 40 年，信奉基督教的英格兰社会为生存而斗争；后 80 年，阿尔弗烈德、爱德华、阿特尔斯坦、埃德蒙和埃德烈德五位尚武的国王打败了入侵者。但在他们的统治下，东部的大平原上出现了根深蒂固的丹麦区。在这一地区里，丹麦人血统和习俗在英格兰国王统治下保存下来。

在埃德加国王繁荣和平的统治时期，伟大的行政机构臻于完善，再度征服英格兰的过程中，撒克逊人一直有意识地重建行政机构。他们重新划分各郡，每郡有郡守，即直接对国王负责的行政长官。在郡下设区，区以下的城镇布置了防御设施。从郡、区到市有一套严密的司法系统维持治安，缉拿罪犯，税收制度也得到恢复。

随着军事和政治的复兴，修道院制度和学术又获得新生，土生土长的英国文学也开始萌芽。最初发展很慢，且只限于撒克逊人居住地区，但在 10 世纪中叶同大陆上宗教复兴有了联系之后，就开始大踏步前进。

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斯坦、伍斯特主教奥斯瓦尔德和温切斯特主教阿特沃尔德都努力恢复修道院内的严格教规，进而间接改革主教团，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修道士当选为主教。有许多手稿用英文写成，供俗界学习教义之用。据说，安沙姆修道院院长阿尔弗里克的天主教布道书是英语发展成简单书面语言的标志，而在欧洲各地，英语是最先达到这个阶段的语言。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10 世纪都是英格兰在命运之路上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虽然埃德加死后君主制度不幸衰落，但它的组织机构和英格兰文化却已根深蒂固，以至于在不到 100 年时间里经历 2 次外族征服而不灭。

973 年在巴斯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加冕典礼，从而奠定了日后的加冕典礼程序。在全国各地，无论是郡、区，还是市，法院都定期开庭。币值和度量衡得到同意，建筑和装饰艺术正在恢复，学术研究又在教堂繁荣起来，有文化的人都写书面语言，即标准英语。

980 年，大规模侵扰活动又开始了。切斯特遭到爱尔兰人洗劫，南安普顿居民被斯堪的纳维亚或丹麦入侵者大肆屠杀。塔内特、康沃尔和德文郡都惨遭大屠杀和浩劫。埃塞尔烈德只是一味赔款而不敢用兵。他交纳的款项数目日益增加，而收效却越来越小。991 年，他用一万镑讨好入侵者，还为他们提供给养；994 年，他交纳一万六千镑，赢得片刻宁静，还为入侵者奥拉夫洗礼；1002 年，他以二万四千镑的代价再次换取和平，但这次破坏和平的却是他自己。

英格兰现在想不惜一切代价建立一支舰队，新生的英格兰舰队在 1009 年集结在桑威奇。《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说：“但是我们既没有好运气，也不配享受这支海军力量的保护作用。”它的指挥官发生内讧，有些船只被击沉，还有些毁于风暴，其余被指挥官们可耻地遗弃了。

据史料记载，1012 年向北欧人交纳了最后一笔巨款，共四万八千镑银子，而且是通过抢掠坎特伯雷和绑架阿菲奇大主教的办法强迫撒克逊人缴纳的。他们后来在格林威治吧阿菲奇大主教杀害，因为他拒绝敦促他的会众筹集赎金。

他多次取胜，还解了伦敦之围，埃塞尔烈德死后，埃德蒙肩负英格兰希望登上了王位。他把王国划分为几个地区，然后开始重整旗鼓。但是年仅 22 岁的“勇敢的埃德蒙”在 1016 年不幸早逝，整个王国因此陷入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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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君主的方式有三种：一是不容争议的征服，二是极受尊重的继承权，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选举。卡纽特是通过第三种方法登上王位的。

卡纽特成为了北方的重要君主，据说他统治了五六个王国。他在征服英格兰的时候，已经是丹麦的国王，不久又实现愿望，成为挪威国王，苏格兰也主动向他臣服。

卡纽特在他所有的王国忠选择英格兰作为长久居住和首都所在地，据说他喜欢撒克逊人的生活方式。他修建教堂，宣布高度忠于基督教信仰和教皇，纪念被他同胞杀害的圣埃德蒙和圣阿菲奇，把他们的圣骨移到坎特伯雷。1027 年他在罗马朝圣时，给他的臣民写了一封宽宏大量、热情洋溢的信，允诺执政时公平如水，尤其强调向教会交纳税款的重要性。

他的女儿和康拉德皇帝的长子结婚，后者最终把神圣罗马帝国版图同石勒苏益格扩展到艾德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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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人于 10 世纪初在诺曼底拓居的地区，此时已成为法兰西境内最强大的军事国家。不到 100 年时间里，这些海盗就迈入封建社会。诺曼底公国在罗洛和西法兰克人的糊涂国王查理签订《埃彼特河畔圣克莱条约》以后建立的，这项条约确定了诺曼底公国的疆界，明确了法兰西国王对它的宗主权。

诺曼底产生了骑士贵族阶层，他们为自己的领主服役，从领主那里得到封地，再以同样的方式把土地转分给自己的附庸。重视合法性和条理性的诺曼底人建立了基本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不久就产生了一支精良的军队。

诺曼底人努力确立秩序，除公爵外，任何人不得兴建城堡或私自设防。公爵宫中有内廷官员、高级教士和地位显耀的封臣，这些封臣不仅为他服役，还得入宫听差。宫廷是公国的统治中心，诺曼底各地都有子爵维护公爵利益，监督执行公爵的决定。他们不仅是公爵田产的税收官，也是与宫廷有密切联系的高级长官，管辖像英格兰的郡一般大小的地区。

诺曼底各代公爵同教会建立关系，为中世纪欧洲的政教关系提供蓝本。他们保护国内修道院，欢迎 10 世纪宗教复兴，因为得到运动领袖的赞赏和支持，但他们没有放松对主教和修道院长的授职权。

1028 年到 1035 年，北欧人的本能促使诺曼底的罗伯特公爵积极策划对外侵略。由于他中道去世，而且没有留下合法继承人，这些计划暂时搁浅。

1035 年，卡纽特去世。

戈德温仍是英格兰的核心人物，主宰一切要物。在这个无政府的混乱时代，人人都希望建立一种稳定制度，只有君主制才能做到这一点，而阿尔弗烈德的名门子孙则具有独一无二的权利和资格。西撒克逊王族是欧洲最古老的王族，谁能证明自己是阿尔弗烈德的后代，或者是埃及乃至更古老的望族后代，他就会受到至高无上的尊重和敬畏。戈德温看出，如果拥立爱德华为国王，他就能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得到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丹麦人双方支持。

他向流亡者提出要求，还威胁如果不同意，就立卡纽特的侄子为王。在他的条件中，主要的一条是限制诺曼底在英格兰的影响。爱德华满足了这些要求，于是得以荣归故土，登基为王。在后来 24 年里，除了很短一段时间，英格兰的权力一直掌握在戈德温父子手中。

爱德华是文静而虔诚的人，不喜欢战争，也不太善于理政。他所受的诺曼底教养使他在戈德温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却主动地传播诺曼底的影响。在英格兰教会中有诺曼底高级教士，王宫里有诺曼底职员，郡里有诺曼底地主。为了不惹麻烦，他娶了戈德温女儿为妻。但这种婚姻似乎形式而已，据传说，爱德华国王仁慈、懦弱、臃肿，而且是个白化病人。不管怎么说，他的兴趣主要在宗教方面，随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地用修士的眼光看问题。

在那个时代，裙带关系不仅仅限于家庭之内，它几乎是统治者网罗亲信的唯一渠道。宗亲关系虽然常常不合，但至少在利益上保持某种一致。

在英格兰的王宫里，诺曼底势力和撒克逊-丹麦势力进行了多年的激烈斗争。1051 年，宫廷的诺曼底势力迫使戈德温流亡海外。据说诺曼底威廉公爵在戈德温流亡期间来到英格兰，正式访问忏悔者爱德华，谋求英格兰王位继承权，爱德华很可能作了肯定的答复。

第二年，戈德温在儿子哈罗德的积极帮助下，带着在佛兰德纠集起来的一支军队回来，强迫爱德华恢复他们的权利，许多显耀的诺曼底人也被驱逐出境。自此，戈德温家族权威又遍及英格兰，他们直接控制的地区扩大到从瓦什何到布里斯托尔海峡一线以南地区。

1053 年，戈德温复辟 7 个月后去世，从受卡纽特重用开始，已经度过 35 年政治生涯。年龄最长的哈罗德继承了他大片领地，在此后动乱不已的 13 年里，是英格兰真正统治者。

哈罗德的一个弟弟成为默西亚伯爵，另一个弟弟托斯蒂格讨好诺曼底人，颇受爱德华宠信，得到了诺森伯利亚伯爵封号。此时戈德温家族内部已经不和，哈罗德和托斯蒂格很快成为冤家对头。哈罗德的能力、才干和诡诈都有助于维护国内统一，尽管如此，他们兄弟间的鸿沟还是削弱了英格兰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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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末期，英格兰在政治上极为虚弱，各地伯爵大有抗主称雄之势。英格兰仍是欧洲唯一由国王掌管财政大权的国家，全国郡守都必须向中央报告财政收支，但国王对郡守的控制已经放松。国王主要靠自己领地的收入维持生活，而且靠王室本身的力量尽力实行统治。

这个经过精心挑选的“贤人会议”从未超过六十人，一直是支持英格兰国王的基础。“贤人会议”实际就是由朝臣、大地主和高级教士组成的委员会，但此时它已不能体现国家的生活，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国王的权力。

人民不仅被互相冲突的诸侯拖累，也由于撒克逊地区和丹麦人地区迥然不同的风俗而深受影响。从西塞克斯的采邑到东部和北部丹麦区的自由民社会，土地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

忏悔者爱德华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模糊不清而又脆弱，因为他所笃信的教会在细心裁剪中世纪传说时，对他作了夸张。

1066 年，末代撒克逊国王寿终正寝了。几度春秋后，爱德华的精神成为人民普遍崇拜的偶像，到威斯敏斯特朝拜他的人源源不断。他于 1161 年被宣布为圣徒。从此，圣忏悔者爱德华一直是英格兰王国的保护圣徒，直到英法百年战争时才被圣乔治所取代。

长期以来，由于国内派系纷争，英格兰疲于应付，致使海外势力对它虎视眈眈。斯堪的纳维亚企图恢复卡纽特帝国，诺曼底人则声称他们的公爵曾经得到表弟爱德华以王位相传的诺言。二者起初同时行动，并且利益共沾。

诺曼底公爵的第四代子孙罗伯特公爵虽然已经娶了一位名门之女为妻，却和一位皮匠女儿阿莱特白头到老，于 1027 年得子，亦即后来名扬四海的威廉公爵。

威廉刚刚七岁，罗伯特就死了。在那个残酷时代，一个小孩子的继承权是很不保险的。作为他的保护人的贵族相继暴死，国内希望得到权柄的各派势力都跃跃欲试。私生子这个污点一直印在威廉心上，刻在他的性格中，这使他结下了怨恨，变得冷酷起来。法国国王亨利公然宣称，他的政策是承认和维护这个幼年继承人的爵位，他成为这个小公爵的封建保护人和领主。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互相倾轧，有些领地甚至发生家族战争，但国家大权一旦落在强大的君主手中，这些纷争就有所收敛。同封建等级制度中各级领主的密切联系，土地与武力的关系，还有教皇权力在精神方面的影响——这些因素使骑士和贵族在欧洲日益扩大的地区团结起来。在各地普遍接受的基督教势力中，又孕育军事贵族的胚胎。这个军事贵族在骑士思想刺激下，形成以土地为基础的军事力量。

在当时的封建世界里，就这个新势力的战斗力而言，诺曼底当居首位。威廉是一个熟悉战争艺术的大师，因而使自己的小公国享受了 30 年前英格兰在卡纽特坚定而英明的统治下所享受的部分荣誉。

1064 年，哈罗德在一次巡视途中被风刮倒法国海岸。统治蓬蒂厄的伯爵扣留了哈罗德，索取同人质地位相称的大笔赎金。此时诺曼底公爵要求释放爱德华国王的臣属，起初采取行政手段，后来以武力要挟。蓬蒂厄的伯爵被迫放弃这笔横财，把哈罗德引渡到诺曼底宫廷。撇开政治不谈，他们之间可谓情趣相投。哈罗德帮助威廉对付布列塔尼人，还在危险的争端中巧妙相助。威廉授予他骑士封号。公爵期待着继承英格兰王位，哈罗德母亲有一点王族血统，但威廉由于他的父系血统而更有权利或至少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获得英格兰王位。

威廉请哈罗德同他达成协议，由他任英格兰国王，哈罗德受封伯爵，领有重要的西塞克斯全境。哈罗德由此得到了保证，并通过与威廉女儿结婚而同未来的国王联姻。

1066 年初，哈罗德登基为王。

这一事件再次打开战争的大门，在法国已经有过非王室人物成为国王的先例，开创这个先例的是休·加佩。但这种做法引起了贵族的强烈不满，自尊心和共同的思想感情正在日益加强西欧的法治。每一个有抱负的自由民听到哈罗德升迁的消息，都感到侮辱，也同样意识到才智和刀剑又大有用武之地了。更主要的是，封建社会的整个结构是以誓言的神圣为基础的。对于毁誓的人，骑士界和教会都予以强烈谴责。

这时候，在哈罗德加冕的时候，天空突然出现了长尾巴彗星，也叫“毛毛星”。现在天文学家已经确定，这颗彗星就是哈雷彗星。以前它曾预示过耶稣的诞生。

有两个入侵英格兰计划迅速制订完毕。第一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在挪威，卡纽特的继承人决心恢复他们过去一直占据的英格兰王位。被哈罗德赶出诺森伯利亚的弟弟托斯蒂格，满怀复仇的心情流亡到挪威，详细透露了不列颠岛上的危机和防御上的缺点。哈罗尔德·哈德雷达国王便兴师出征，他先乘船区奥克尼群岛，在那里集结苏格兰群岛和马恩岛的新兵。1066 年夏末，他和托斯蒂格率领庞大的舰队和大军向英格兰东北海岸出发。

1066 年九月，哈罗德听说哈德雷达和托斯蒂格率领挪威舰队驶入亨博河，几百了埃德温伯爵和莫卡伯爵的地方军队，在约克附近的斯坦福德布里奇安营扎寨。他是在伦敦听到消息的，在那里他等着哪一股侵略军先发动进攻，在哪里进攻。这时他表现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带领丹麦人组成的禁卫军沿着罗马大道向北赶到约克，沿途召集地方军队。他在伯爵受挫后的五天内就到达约克，且当天就迎击距约克十英里的挪威军队。

在胜利之时，南方又传来消息，“私生子”威廉在佩文西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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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的力量显然不足以征服英格兰，但威廉在封建世界负有盛名，而且许多国家的军事贵族都想占领英格兰，从中瓜分一点红利。

但风向不顾，整整六个星期没有一天刮南风。这支成分复杂的军队没有封建君臣关系的约束，没有共同的爱国主义心理，更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他们开始互相抱怨争吵，只是由于威廉的名望和他们想大肆抢劫的企图，才没有四分五裂。

最后他们从圣瓦莱里教堂取来圣埃德蒙的圣骨，以庄严的军事和宗教行列带着圣骨沿着海边游行，结果第二天风向就变了，只不过不是正南风，而是西南风。威廉觉得西南风也可以，便发出出发的信号。

9 月 28 日，所有船只安全抛锚停泊在佩文西港。登陆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原来在这一年里，当地的民军已经四次奉召警戒海岸，由于侵略军尚未露面，于是推断危险已经过去，便解甲还乡了。

此时，哈罗德带着在斯坦福德布里奇战斗中损失惨重的禁卫军，沿着华特林大道星夜奔赴伦敦，7 天行程 200 英里。他在伦敦集中了他所能召集的部分，西塞克斯和肯特的大多数贵族也带领家臣和当地民军迅速集结到他的麾下。哈罗德只在伦敦停留 5 天，然后就向佩文西进军。10 月 13 日傍晚，他在直接通往首都途中的一面山坡上进入了阵地。

战斗直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才有所进展，威廉采取人们惯用的“拖刀计”。

哈罗德裸露的遗体只用一件紫袍裹着，藏在海滩的岩石中。他母亲主动提出交纳与哈罗德身体同等重量的金子，要求威廉允许将他安葬在神圣的土地上，但没有得到许可。威廉回答说，把哈罗德葬在他为之战斗并献身的撒克逊海岸更为合适。后来，哈罗德的遗体被转送到他所建立的沃尔瑟姆大教堂。虽然英格兰又一次被征服，但哈罗德的名字在他率领著名的禁卫军为之血战到底的不列颠岛上，值得人们永世怀念。

威廉用了一年多时间亲自筹划入侵英格兰，现在登陆不到一个月，他就消灭了撒克逊人唯一的正规军。但近年来岛上四分五裂，内部纷争不断，这种分裂局面使他容易打胜而难以征服。西部和北部的撒克逊贵族可能会长期坚持斗争，切断他同大陆的联系。

威廉惯于通过血腥残酷的场面造成普遍恐惧心理的做法，他率领由诺曼底人、法国人和布列塔尼人组成的联军，穿过肯特向首都进军。起初，当地没有人到他营中表示忠心。罗姆尼的民众杀死了一伙诺曼底骑士之后，遭到了报复。这个消息传遍全国，英格兰人便“像叮在伤口上的苍蝇一样”，成群地前来表示归顺。

威廉逼近伦敦以后，先在周围制造了满目凄凉的荒芜地带，使伦敦孤立。他从南沃克挺进沃林福德，然后又通过奇尔特斯恩丘陵到达贝克哈姆斯德。在那里，撒克逊教士要人低声下气地来到他的营帐，尊他为王。圣诞节那天，约克大主教奥尔德雷德在威斯敏斯特为他举行英格兰国王加冕礼。

他在亨博河以南英格兰所有地区迅速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征服不到二年，公爵夫人玛蒂尔达也来到英格兰，于 1068 年的降灵节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自己的加冕礼。又过了一年，他的儿子亨利降生，象征并预示这个王朝的稳定。

北方仍然在撒克逊人埃德温和莫卡伯爵的控制下。威廉调集一支军队前去讨伐，一路上在北方农村进行的破坏活动造成了长期的影响。东西海岸之间满目凄凉，逃亡者躲在约克郡的森林密布的山谷中，饥饿死去或卖身为奴。

威廉在约克度过 1069 年圣诞节，节后又继续搜捕。在英格兰，只有切斯特尚未归顺征服者威廉。1070 年隆冬，他率军向切斯特进军，最终征服。此时，英格兰亨博河以北地区也归诺曼底人统治。辽阔的里奇蒙伯国建立起来，在约克郡和邻近数郡拥有大片领地。达勒姆教区也重新组织起来，并拥有当地的行政大权。

征服英格兰的时期是充满危险的。在入侵英格兰后的至少 20 年里，诺曼底处在敌对情绪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全靠在重要地点建筑城堡来压制当地居民。一些传说和编年史记述了赫里沃德在伊利周围的广大沼泽地带最后抵抗诺曼底人的情况。直到 1071 年，即黑斯廷斯战斗 5 年后，赫里沃德的力量才被镇压下去。

但诺曼底人内部的反对派相继开始活动。1075 年，心怀不满的诺曼底骑士在英格兰中部、东英吉利和威尔士边界地区发动大规模叛乱，已经和威廉媾和的撒克逊首领沃索夫也加入他们行列。正在诺曼底的威廉不得不赶来镇压，撒克逊民众支持他镇压叛乱者，民军也参加战斗。到头来，遭到报复的只有沃索夫一人，在温切斯特城外的一座小山上被处死。

这次处决标志着英格兰的彻底归顺，征服英格兰的事业已经完成，而重建的工作也从此开始。

威廉占领英格兰后，仍然作为诺曼底公爵同法国国王进行长期明争暗斗。虽然英格兰是一份比诺曼底更有价值的财产，但威廉和他的儿子总是对诺曼底更感兴趣。另一方面，法国国王吧削弱诺曼底公爵的力量当做自己的首要政策，因为他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而且他们的边界离巴黎只有二十英里多一点。

1086 年 9 月 9 日清晨，威廉去世。卑鄙的随从剥去了他的衣服，抢劫了停放他遗体的厅堂。鲁昂的教士把他的遗体运到他在卡昂建立的圣斯特凡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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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人把以军事服役为基础的租地制度传入英格兰，由上至下推行了军事等级制度，由此不仅军事技术方面发生变革，上层社会也发生了变革。威廉首先打算巩固一支坚强有效的军队，他很关心骑士的服役期和每个显贵朝臣应出的人数，而不太关心这些臣下领地上的社会关系。

英格兰社会只占极少数的诺曼底人已经摧毁撒克逊统治阶级，强迫英格兰接受外族统治。英格兰大多数居民只受到这一变化的间接影响。英格兰新主人在他们的领地所有权及其如何符合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和习惯的问题上，存在无止境的争论。大教区和修道院格外抱怨国王的使臣常常在郡级法院开庭，解决这些争端。1086 年，对国王封建附庸全部财产进行了普查，国王本人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些附庸。许多英格兰村庄历史是在它们列入《末日审判书》之后才开始的。

促成这次普查的是一次危机。驻扎英格兰的诺曼底军队由于国外势力要染指英格兰而受到威胁。斯堪的维纳亚对一度是他们帝国西域的不列颠岛仍然垂涎欲滴。1069 年，他们支持了不列颠北部的起义，并在 1085 年扬言要以更大的力量进行干预。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切都突然加速了向采邑制演变的过程。在西塞克斯统治时期，人们仍然认为领主和自由民的关系主要是个人关系，所以自由民可以带着土地从一个领主转向另一个领主。然而诺曼底人的封建制度的实质则是，不管附庸转到哪里，徒弟仍归原来的领主所有。这样就形成了以土地为基础，以王国为顶尖的金字塔，每一英亩徒弟都以某种劳务为条件分封到个人手中。附庸除了为领主服兵役，还得再郡和区的法院出庭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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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队教会也起了同样广泛的振兴作用。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以及其他高级职务全部授给诺曼底人，国内的馈例也都让位于国外的最新时尚。

这段征服时间正好也是于 1073 年成为教皇格雷戈里七世的希尔德布兰德对教会进行全面改革并扩大教皇权力的时候，英格兰随着它的统治者成为这个运动的先锋。

新教堂在各地纷纷建立，这些修道院和教区是宗教活动和传授学问的中心，直到后一个世纪才被新兴的大学逐渐取代。新的教士并不像贵族那样强调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们慢慢却是坚定不移地开始崇拜原来撒克逊人的圣徒和圣祠，教宗生活通邓斯坦时代保持联系。先后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兰弗兰克和安塞姆都是当时最杰出的人物，他们使英格兰教会获益非浅。

• 历史上英格兰每户每年向罗马教皇交纳一便士献金。

征服者威廉一世把英格兰同诺曼底分开的决定惹出新的麻烦。豪门权贵在英吉利海峡两边都有领地，因而此时要对两个君主承担封建义务，也就难免扬此抑彼。罗伯特公爵和威廉二世对自己所得的份额都不满意，兄弟关系也未能减少他们的贪欲。在威廉·卢弗斯统治的 13 年间，他的撒克逊-诺曼底王国一直苦于自相残杀和贵族叛乱。撒克逊人害怕回到诺曼底征服英格兰以前的混乱，所以支持国王镇压叛乱，民军召之即来，像在 1075 年支持他父王一样。因此，他最终将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并入自己的版图。

曾经烦扰征服者威廉多年的罗伯特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将诺曼底以一万马克的押金抵押给卢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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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东征的精神早已在西欧各地振奋人心，西班牙各个基督教王国已经带头抗击阿拉伯人的圣战。到 11 世纪末，在离欧洲东方 1500 英里的地方，土耳其人的一支塞尔主人在小亚细亚向拜占庭咄咄进逼，骚扰从欧洲经叙利亚去圣地的朝拜者。拜占庭向西方请求援助。1095 年，一直渴望为基督教王国收复耶路撒冷的教皇厄本二世号召欧洲的骑士参加圣战。

一位自称隐士彼得的云游修士开始呼吁人们拿起武器。他的说教有很大号召力，到 1096 年便有两万积极而涣散的军队随他从科隆出发东征，其中多数是农民。他们当中没有几人到达圣地，多数穿过匈牙利和巴尔干国家之后便在小亚细亚的崇山峻岭中死于土耳其的箭矢之下。所谓的“人民圣战”就这样失败了。

此时，欧洲的巨头们也投入圣战事业。四支人数各为一万的军队在布依翁的戈弗雷和当时最显赫的其他贵族率领下，从法国、德意志、意大利和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聚集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十分尴尬，他本指望从西欧得到一些归他指挥的雇佣军，没想到却引来四支强大而野心勃勃的独立大军。十字军通过拜占庭向土耳其占领区进军，由于严重的勾心斗角而受到阻碍，但他们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1098 年，十字军包围并收复被土耳其人攻占的基督教堡垒安条克。

忏悔者爱德华的侄孙、撒克逊王子埃德加率领一支英格兰舰队到达叙利亚海岸，支援十字军。于是埃德加同诺曼底的罗伯特携手，前者是撒克逊王族的被罢黜的继承人，后者是征服者威廉的被罢黜的继承人。

十字军利用土耳其诸侯间的分歧以及土耳其人和埃及苏丹间的相互嫉妒向前挺进。1099 年 6 月 7 日，他们到达耶路撒冷城外。7 月 4 日，他们夺取了耶路撒冷。布依翁的戈弗雷拒绝戴上基督圣城的王冠，但还是被拥立为统治者，获得“圣墓保护人”的称号。

十字军在阿什克伦战斗中打败埃及派来的援军后，更是稳操胜券了。此后，十字军中许多重要人物纷纷回国，但在近百年时间里，统称为法兰克人的跨国籍骑士团统治者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沿岸的一系列公国。

译者注：十字军中主要是法兰克人，所以撒克逊人称他们为法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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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弗斯的敲诈和残暴手段激起国内各地贵族的强烈不满。1100 年 8 月，他在新森林打猎时被一枝箭矢射穿了脑袋。他在人民心中留下的记忆只是横征暴敛和寡廉鲜耻，不过他也为继承人留下了一个顺从的王国。

他统治时期的主要成就在于财政方面，另外，新的封建君主制更加稳固，版图也较他即位时有所扩大。征服者威廉派到威尔士边界定居的诺曼底领主已经彻底控制了威尔士南部，北方诸侯最终也置于诺曼底人的控制之下，还同苏格兰人划定了军事分界线。卢弗斯的粗暴手段虽然擦伤并扭曲了封建关系，但也加强了封建国王的权力。

征服者威廉的小儿子亨利王子，参加了新森林那次致命的狩猎。没有证据能说明他与胞兄的死亡有关，但可以肯定，他在王兄死后似乎有准备地立即表示哀悼。他直奔温切斯特的国库，同守库人大吵一番后控制了金库。

1100 年 9 月，罗伯特回来了，英格兰随即又发生了常见的封建叛乱，国王为保卫父王传予的王位战斗了 6 年。蒙哥马利大家族居英格兰反对派之首，经过一系列顽强的围攻，这个家族的据点相继陷落，亨利最终彻底摧毁了他们的力量，将他们的庄园归入王室领地。但祸根在诺曼底。亨利在英格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于 1105 年度过英吉利海峡。1106 年 9 月，双方在邓奇勃莱进行了黑斯廷之战以来最重要的战斗。亨利获得全胜，罗伯特被解送到英格兰。

诺曼底承认了亨利的权威，英格兰-诺曼底国家的决策权自此从鲁昂转到伦敦。跟随亨利奋战的撒克逊人认为这次在军事上为黑斯廷之战雪了耻，由于同国王这种新的合作关系以及通过国王和马蒂尔达的婚姻，撒克逊人感到他们至少部分免除了心中由于被征服而产生的痛楚。

不列颠岛恢复了广泛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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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的欧洲保留一种比封建君主更高贵的传统王权。国王不仅是封建金字塔的顶尖，而且也是上帝在人间的使者。罗马帝国的灭亡并没有把这种罗马式的君主概念带入坟墓，因而亨利此时开始把这种概念输入英格兰-诺曼底国家。他这样做，不管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使国王是秩序的维护者和民众的保护人这一撒克逊观念得到复活。

中央统治机构，即国王法庭，是一个任务不明确的机构。它的成员有根据封建义务奉召出庭的大佃主，也有国王身边既可以管理宫廷事务又可以出宫理政的官员。亨利意识到，如果把出身于末等贵族的宫廷官员组成固定的核心，就能制止显要贵族的骚乱。这就是政府机构的雏形，它处于试验阶段，权力也有限，然则预示着进一步的发展。

正如年代史编者所说，国王“从下层提拔起来为自己服务”的那些家族，如克林顿家族和巴西特家族，在王宫的一些办公室里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形成实际上的官僚阶级。

为了从司法系统得到丰富的进项，国王同贵族在全国展开斗争。国王通过对郡守的控制，把他的君权同旧撒克逊法结合在一起。他不断派遣宫廷官员到全国各郡巡查，命令郡级法庭开庭询问皇家岁入的各项进益情况并听取国王关心的案情。皇家官员遍访民情的做法对亨利二世治理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编年史家对亨利给予高度评价，他们宣称“他是个好人，全国都敬畏他。在他统治期间，没有人敢伤害别人”。他们把他誉为“维护正义之王”，迄今无人想剥夺他这顶桂冠。应该肯定，在亨利统治期间，中央政府通过熟练准确的会计工作和办事机构，以恰当的方式巩固了国家的结构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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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 年，他唯一嫡出的女儿莫德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德意志国王亨利五世订了婚约。另一方面，英格兰和诺曼底在邓奇勃莱战斗之后的重新统一引起法国的敌意。十二世纪初，巴黎的中央王权开始复兴。路易六世继位之后，法国国王开始掌握实权。为法国的安全，必须最终破坏英格兰-诺曼底国家的统一。

严格来说，诺曼底公爵是法国国王的封建臣属，所以，身陷牢狱的罗伯特公爵之子的存在为法国国王的干预提供了借口，也使得心怀不满的诺曼底贵族有了长期的肇事机会。由于对诺曼底承担义务，亨利在他统治后期不得不干预法国北部的政治事务。他在诺曼底的地位由于罗伯特之子威廉·克莱托不断提出自己的继承权而受到威胁。

克莱托在 1128 年亨利逝世以前一直得到路易的支持，也得邻近的安茹伯国的大力支持，它不承认亨利有权统治曼恩。一场消耗实力的战斗使亨利统治后期暗淡无光。从军事角度看，亨利能够容易地抵挡法国所能调集的任何军队。

有两个人要求继承王位。亨利有一个叫马蒂尔达的女儿，即莫德。和莫德同样拥有继承权的是征服者威廉之女阿德拉的儿子、布卢瓦伯爵斯特凡。他是欧洲大陆众所瞩目的人物，在英格兰又得到大片领地，在他哥哥放弃继承权之后，他就是合法继承人。

亨利在他风烛之年准备立莫德为王，以填补他将要留下的空位。他试图为家族继位问题立下“国事诏书”，以免辽阔的国土上发生内战。莫德 8 岁时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订立婚约。1125 年，“白舟号”遇难 5 年之后，皇帝驾崩，22 岁的莫德成了寡妇，也成了女皇。关于这位杰出的公主有许多记载，其中有一段说：“她那女子身躯中蕴涵男子的特性。”

亨利两次把牢骚满腹的贵族召集起来，命令他们郑重宣誓站在莫德一边。后来为加强莫德维护统一的权威，防止安茹伯国在他死后对诺曼底提出所有权的要求，他把莫德嫁给了安茹伯爵。借此把法国北部这个最强大的国家的利益同他的家族和英格兰王位的正常相传连在一起。

在以后几个时代里，英国人从不反对女子为王，但此时，在这个问题上却存在很大分歧和争论，每个派别和利益集团在对立的双方中择一而从。贵族在这个关键时刻得到教会势力的支持，他们所关心的只是限制王权和恢复他们在本地的统治权。

1135 年 12 月 1 日，亨利逝世。此时莫德正和丈夫住在安茹，所以首先赶来的是斯特凡。他迅速从布卢瓦感到伦敦，要求王位。俗界力量四分五裂，因而教会的态度将具有决定性作用。斯特凡有一个有利因素，他的兄弟亨利是温切斯特的主教，在宗教会议上颇有影响。在亨利的帮助下，斯特凡加冕为王。当时他们达成默契，根据其中一条，他将放松中央集权。在前两代国王统治期间，中央集权使贵族极为反感。

此外还有一个复杂因素。亨利一世有一个私生子，即格洛斯特的罗伯特。他是一名卓越的军人和西部实力人物，也是人们眼中少有的公正无私的贵族之一。他认为自己没有足够力量同两个合法继承人竞争，所以冲突一开始，他就忠实地支持自己的异母姐姐莫德。

1139 年，莫德安排好法兰西事务之后，进入英格兰要求继承权。像斯特凡那样，她从教会得到主要的支持。亨利一世统治下的行政官员由于斯特凡对贵族的软弱而深为不满，因而投向莫德阵营。1141 年爆发了反对斯特凡统治的大规模叛乱，斯特凡本人在林肯一战中被俘，他的兄弟温切斯特主教也转向莫德的一边。

莫德虽没戴上王冠，但实际统治英格兰将近一年，伦敦看到莫德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后，觉得她比斯特凡还讨厌，造反将她赶出首都。在以后的六年，岛上大部分地区法治崩溃，战乱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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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内战，贵族反对国王集权政策的斗争首次获胜。斯特凡在强大对手面前未能保护国王的权利，王室的岁入有所减少，国王对行政权利的控制有所放松，行政机构基本闲置起来。贵族恢复了他们的法律裁判权，继位之争似乎已把诺曼底国王建起的大厦毁得七零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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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 年，格洛斯特的罗伯特去世，莫德势力的领导权转移到她的儿子亨利·金雀花手中。他的祖父富尔克已将安吉文王朝的安茹、屠棱和曼恩合并成法兰西境内无可匹敌的强大公国，势力超过了诺曼底。富尔克于 1143 年戴着耶路撒冷的王冠死去，指定两个儿子继承朝不保夕的王位，他的另一个儿子杰弗里继承了他在法兰西境内的属地。

杰弗里同莫德的婚姻统一了诺曼底和安吉文王朝的属地，他们的孩子亨利自 1133 年出生就被公认为“多国之主”。他把他们家族的金雀花纹章载入英格兰史册，后人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其家族的王朝，即金雀花王朝。

1147 年，亨利不满 15 岁，就踏上英格兰的土地，去夺取他的王位继承权。他的一小帮人马被斯特凡军队打败，他本人逃到诺曼底。

路易七世是忏悔者爱德华在法国的化身，他信守基督训诫，他离开教堂时，总等最卑贱的人走后他才走，因此常常使满朝臣子为他久等。路易七世的王后，阿基坦的埃莉诺是一位有大片领地的公主，具有南方人那种热情豪放的性格。她早就抱怨自己“嫁给了一名修士而不是一位国王”，所以当身材魁梧、容光焕发的亨利作为他丈夫最卓越的封臣突然出现的时候，她便迅速作出决定。

教皇历来屈服于高级封建主的意志，因此埃莉诺于 1152 年以同宗不宜结婚为理由，获准同路易七世离婚。两个月后，埃莉诺和亨利结婚。

这样，法兰西一半领土脱离国王的控制，落入亨利手中，感情和政治几乎从未如此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件婚姻是当时最漂亮的政治举动之一，后来亨利承认了自己的意图，二人的大胆决定博得全欧的敬佩。亨利当时年仅 19，埃莉诺可能已经 30 岁。

亨利和埃莉诺四面受敌。普瓦图、圣东基、彼利哥、利穆赞、安古姆瓦和加斯科涅并入他们的诺曼底和安茹，而他们还获得奥弗涅和图卢兹的宗主权，这使封建基督教世界感到震惊。由于长期的宿怨或利益冲突而彼此疏远的那么多民族和国家，突然被权谋造成的爱情纽带联结在一起，形成高度的权力集中。四面八方的君主群起反对这个暴发户，其中有法兰西国王；有英格兰的斯特凡，他虽然没有力量渡海干涉，但也对亨利的诺曼底爵位提出要求；有香槟伯爵和佩哈什伯爵；还有亨利的兄弟杰弗里。

亨利婚后一个月，这些敌人合力进攻诺曼底。年轻的亨利公爵击退了他们，使之四分五裂。亨利未满 20 岁，便镇压了诺曼底的叛乱分子，平定了安茹，然后着手对付英格兰。

1153 年 1 月，亨利登上不列颠岛，在疲于内战的英格兰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

战争开始了。贵族认为，相持局面对他们有利，因而他们既不希望斯特凡打赢，也不愿意亨利取胜。国王地位越软弱，贵族的力量就越强大。1153 年，斯特凡和亨利在温切斯特签署一项协定。根据协定，斯特凡收亨利为养子，指定他为继承人。斯特凡还保证：“我在处理王国事务时，将征求亨利公爵意见，但在英格兰各地，不管是亨利公爵还是我控制的地区，我都将实行我的王法。”

亨利表示臣服，在行动上也完全归顺。次年斯特凡去世，亨利在普遍的希望和欢呼声中被宣布为英格兰国王。

亨利·金雀花首先使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结成某种伙伴关系，然后重建了他外祖父亨利一世建立起来的皇家行政机构。他在财务署和法院系统的基础上重新奠定了中央权力的基础，这种集权最终将取代征服者威廉确立的封建制度。

亨利恢复并珍视撒克逊人在王权下实行郡、市自治的传统，还建立了“立法会议”,并固定下来，直到今日它仍旧存在。多亏了他，今天世界各地的英语民族才能实行英国的习惯法而不是罗马法。

他制定了《克拉伦顿法规》，企图确定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强迫教会服从国家的生活和法律。经过一番斗争，他不得不放弃这种努力。直到数百年后，亨利八世捣毁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圣墓，为他的前人雪恨。

12 世纪的这位君主喜好声色犬马，爱记仇和施展阴谋诡计，但他并不是实利主义者，而是一位神权帝王，同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起掌握臣民的一片忠心。

亨利在后半生和埃莉诺关系破裂，据说当埃莉诺年过五旬而他只有 42 岁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位上层社会的绝色少女——“美丽的罗莎蒙德”。埃莉诺王后在伍德斯托克通过一根丝线的线索揭穿了这对情人的秘密，让她的情敌在自刎和服毒之间作出艰难的抉择。

自从一百年前强大的诺曼底在法国西北部出现以来，法兰西国王一直在同企图削弱中央政府的诸公国和伯国进行斗争。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布列塔尼公爵、安茹伯爵、图卢兹伯爵、佛兰德伯爵和布伦伯爵在形式上和法律上都是法兰西国王的附庸，但实际上他们却和其他许多封建大佃主一起追求独立君主的地位。经过黑斯廷斯之战，法王最有实力的臣属诺曼底公爵兼任英格兰国王。而亨利二世在 1154 年登上英格兰王位对法兰西则是更大的威胁。

到那时为止，挑动十分强大的封臣互相残杀一直是法王在政治伤的自保之策。因此，安茹伯国和诺曼底公国在 11 世纪发生冲突时，法兰西国王看见两个强敌殊死搏斗，不胜欣慰。

当亨利二世称为英格兰国王和诺曼底公爵，并且统治阿基坦、布列塔尼、普瓦图、安茹、曼恩和基恩，成为从索姆河到比利牛斯山的法兰西大半地区的统治者，这时封建领主之间的力量平衡就被彻底打破了。

安吉文帝国（即金雀花王朝）在地图上确实比实际上更加显赫，它是一些公国和伯国由于一次婚姻的机缘而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并不同心协力。帝国没有中央政府的虚饰，没有统一的行政机构和习惯法，也没有共同的利益和耿耿的忠心。

虽然路易七世在同大胆积极的亨利斗争时处于弱者的地位，单客观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巩固法国王权。路易离位时，法国王权甚至比他即位时巩固的多。

亨利继承了辽阔的领地，但随之而来的是这些领地上一切封建势力的不满情绪。路易不能唆使安茹伯爵反对诺曼底公爵，但却可以在安茹和诺曼底煽动地方宿仇和局部战争。在亨利二世统治后期，他的几个急躁狂暴而又高傲自大的儿子为路易七世及其足智多谋的继承人腓力·奥古斯都所利用，起来反对他们的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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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后期，英格兰同法国的战争连年不断，而且时时占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渗透并深入英格兰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并塑造了英国社会和制度的面貌。对封建领主在遥远国度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以及外族统治阶级内部冲突，英格兰庶民并不理解，也不感兴趣，但这些冲突和斗争却成为他们一生中沉重负担。

亨利二世同他的大臣和旧友、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贝克特的争吵，最能说明 12 世纪英国的政治斗争，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场冲突的严重性。在精神方面，封建基督教世界的这个军事国家服从教会，但它从未接受要向教会交出俗界权力的观点。然而，由于担心死后入地狱，贵族经常将他们的财产赠给教会，教会因此逐渐致富，成为社会中最大的地主和富豪。

罗马利用宗教艺术吸引这场戏剧中一切抱着迷信观点的演员，国家权力因而不断受到挑战，教义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但一个国家有两种互相冲突的势力，而每种势力又对有限的国家财力拥有很大的支配权，这怎么统治国家？它是当时整个欧洲的根本问题。

在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已经隐约有很久以后伊丽莎白时代的改革者所要重温的那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君主是上帝的使者，不仅掌理国务，还要保护并领导教会。

到 11 世纪，在 1073 年成为教皇格雷戈里七世的希尔德布兰德及其后任恢复了教皇的权利，罗马教廷自此提出与“国王是国家教俗首脑”这一传统概念格格不入的要求。格雷戈里运动的观点是教会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教士手中，处于教皇的监督下。

根据这种观点，国王只是俗界人士，他唯一宗教职责是服从教会统治集团。教会是单独的机构，它有自己的统治者和法律。到亨利二世统治时期，主教不仅是教职官员，也是大地主，相当于俗界的伯爵。他可以指挥军队，也可以将自己的敌人革出教门，哪怕这个敌人是国王的朋友。宫廷和教廷以授权问题为中心展开激烈的斗争，而亨利二世与贝克特的冲突则是这场斗争在岛上的反映。

国王对教会干预国务的要求深为不满，但在中世纪，没有哪个国王敢于公开向教会挑战，虽然他可能很想限制教会的影响，却不敢考虑同它决裂。在 12 世纪，唯一可行的方针是采取折衷的和解办法，但那时教会并不想做交易。

自征服者威廉及其忠实的大主教弗兰克时代以来，英格兰教会同贵族一样得到了很大的权力。斯特凡曾在窘境中向教会作出全面让步，使教会的政治影响达到顶点。亨利感到这些让步损害了他的王权，便策划夺回失去的权利。

1162 年，他迈出第一步，任命信赖的仆人贝克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以为这样可以使主教们对他持默许态度。实际上，他为教会选中了一个魄力不凡而信念超人的领袖。他忽视或没有发现贝克特态度发生变化的不详迹象，因而迈出第二步，于 1164 年公布《克拉伦顿法规》。亨利说法规重述了英格兰国王在斯特凡统治的混乱时期以前的惯例，企图回溯 30 年，废除斯特凡妥协后达成的协议。

贝克特表示反对，认为斯特凡作出的让步对于教会是不可放弃的收获，最终宣布《克拉伦顿法规》并不能说明教会和国王的关系。1164 年 10 月，他被议政大会召去解释自己的行为时，高傲地否定了国王的权威，将自己置于教皇和上帝的保护之下。

坚决无视王权的贝克特逃到大陆避难，在那里，德意志和意大利正在被同样的斗争所困扰。英格兰统治阶级思想已经被这场眼中的斗争所动摇。它持续了 6 年，在此期间，贝克特一直流亡法国。直到 1170 年，他才在屠棱的弗列特瓦尔同国王实现表面上的和解。

贝克特重新着手革除那些参加年轻的亨利加冕事宜的教士，那些不幸的教士和高级教士一起赶到诺曼底去见国王。照他们的说法，大主教已经准备好，“要拽下年轻国王头上的王冠”。

金雀花王朝的第一个国王，性情暴躁的亨利听到这个消息时，身边有许多骑士和贵族，他情绪激动地大声喊道：“我真是养了一群蠢货和懦夫，竟然没有一个人肯为我向这个捣乱的教士报仇。”于是立即召集了一次会议，研究巩固王权的措施，大多数与会者同国王一样愤怒。

与此同时，另一些行动正在进行。有四位骑士听到了国王在大庭广众之中所说的仇言恨语，他们迅速渡过英吉利海峡，要了马匹奔向坎特伯雷。1170 年 12 月 29 日他们在坎特伯雷大教堂找到了大主教，杀了他。

在这些震感人心的严酷斗争中，政教双方竟能互为高下，旗鼓相当，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在现代一些伟大国家的政教斗争和革命中，主教和大主教被成群赶入集中营，或在监狱的走廊中被手枪射中颈背。

我们有什么资格吹嘘自己的文化比亨利二世更高级？我们更深地陷入蒙昧状态，因为这种蒙昧状态为精神上的冷漠态度所容忍，也为科学方面的外衣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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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特死后，亨利又活了 18 年，在某种程度上，这 18 年是辉煌胜利的时期。欧洲各国都羡慕亨利的辽阔版图，而亨利于 1171 年又在爱尔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他还把自己的几位女儿嫁给西西里国王（诺曼底人），卡斯蒂尔（西班牙境内一个王国）国王以及德意志最强大的诸侯、萨克森的狮心亨利，从而同他们建立了联系。

外交使者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各城市散布他的影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都以基督的和全欧的名义，请他率军发动另一次十字军东征并出任耶路撒冷国王。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亨利的地位仅次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

不出所料，亨利曾努力为约翰挣得同其他儿子同等的遗产，但约翰却参预了反对父王的最后一次阴谋。1188 年，次子查理在长子亨利死后，联合法兰西国王腓力对亨利发动战争。当时亨利已经重病在身，在勒芒一战中败北，退到诺曼底。

当他在谋反者名单上发现他百般宠爱的小儿子约翰时，便停止了生命的挣扎。“听天由命吧，”他艰难地说，“真可耻，一个国王败在他人手下，真可耻。”说着，这位坚强、狂暴、英明而孤独的人在希农逝世了。那是 1189 年 7 月 6 日的事情。

金雀花王朝国王都是粗暴的君主，而当时社会也带着狂暴的性质。不过那种狂暴是朝气蓬勃的表现，而不是萎靡不振的象征。在英格兰历代国王中，有比亨利二世杰出的军人，也有比他敏锐的外交家，但就法律和制度的贡献而言，却无人能同他相媲美。他像前几代出身诺曼底家族的国王以及他自己儿子一样，善于解决行政和法律方面的难题，这是他的成就所在，他的名望将同英国宪法和英国习惯法一起永世长存。

1154 年安茹的亨利来到英格时，20 年的混乱状态已经为它接受中央集权统治做好准备。斯特凡统治时期造成的灾难，使亨利二世不仅决意制止贵族的独立态度并夺回斯特凡失去的利益，而且决意取得更大成就。 他设计了对全国和任何人实行统一法度的皇家法庭系统，以代替许多贵族法庭。在习俗和特点不同的地区，贵族实行不同法律。

亨利二世和当年的征服者威廉一样清楚，只要对传统权利触动一下，就会引起一场灾难。面对这种情况，亨利巧妙地改变一个个惯例，并给这些改革披上颇受尊重的保守主义外衣。

加入亨利二世想在法律方面摆出一副保守主义者的样子，他就必须有始终如一的作风，强迫手段对于实现他的计划没有多少用处。要使诉讼人到国王的法庭起诉，就必须有东西吸引他们，国王断案必须比他们的领主公正。

为此，亨利二世在国王法庭为诉讼人制定了惊人的新制度，即陪审团制度。当时人们称之为“国王的恩惠”，这个名称既能说明陪审团的起源，也反映陪审团在习惯法形成与巩固过程中的作用。

在一个较有理性的时代，人们开始怀疑这种古怪的做法。而且，教会在大宪章得到批准的那一年也拒绝承认神裁法的效力。于是陪审团的审批发放迅速流行起来。但旧的审批方法又延续了很长时间，如果被告愿意接受神判，谁也无权禁止。直到 1818 年，还有一个诉讼当事人要求通过决斗来裁决，国会因此才不得不废除这一古老的裁判法。

当时的陪审团和现代的有所不同，它有各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有一点根本区别：陪审团不仅是判断事实的法官，也是证人。

陪审团制度已经成为英国司法制度的核心，因为只要一个案件必须由 12 个正直的人仔细审理，两方都能得到保护。英国法律同欧洲大陆以及罗马法为基础的法律之区别，也正在于此。在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法律来源于人们而并非国王臆定”的原则被保留下来，传袭至今。

亨利二世必须几乎从零开始建立起一套相应的国王法庭系统，时它能接受急剧增加的案例。他所依靠的是政务会，这个机构早就在各方面发挥了正常的政府职能，后来派生出最高法庭、财务署、议会、习惯法法庭以及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所依赖的大主教法庭。

在亨利二世执政初期，财务会几乎统揽各种政务。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这一切发生了变化，国王的法律机构的分工越来越具体。到他儿子们的统治时期，政务会开始分为两大法庭，即最高法庭和高等民事法庭，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彻底分开。以后，它们和财务署法庭成为习惯法系统的基础，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此外，还经常有巡回法官奉命到各郡审理各种案件，郡级法庭因此纳入国王的司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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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法律有条定论，即查理一世在 1189 年继位之后，英国的法律史才真正开始，在学术上的这种分期是根据爱德华一世编篡的成文法确定的。这样分期很合适，因为亨利二世的统治结束时，我们便踏上了英国法律史上一个新时代的门槛。

国王的法庭系统普遍建立起来，在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度，纷杂不一的地方法律因而迅速崩溃，在全国和所有人中间普遍实行的法律不久也就应运而生。

一个人只有在民事或刑事方面触犯了法律中有明确规定的某项条款，才能构成犯罪。法官是公断人，根据两方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判。证人必须公开作证，而且还要发誓。他们受到审查和盘问，但进行盘问的不是法官，而是诉讼当事人自己或他们雇用的合法代表。他们所证实的事实不是由法官而是由十二位正直的人去衡量，只有陪审团确立事实之后，法官才有权根据法律作出判决。

但这些法规并不仅限于如何进行审讯的问题。用于处理如此繁多的新老问题的法律，主要是英国的习惯法。当时这个法律基本上是不成文的，目前在英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例如，现在的英国成文法中仍然没有谋杀罪的明确定义，因为这一条也同其他许多法律一样，以当地居民公认的不成文习惯为依据，由法官去解释、发展和应用。

律师要判明是非，也只能研究关于古代案例的报道和记载。为这个目的，亨利二世去世的一个世纪以后，就开始在伦敦组织自己的专业团体——法律协会。这类团体属于半学会半法律学校的性质，但主要是世俗的，因为不鼓励精通罗马法和罗马教会法规的教士参加。这些协会还出版法律年刊，当时名为“年鉴”，其权威性是法官公认的。这种刊物连续发行了近三个世纪。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后在耶稣撒冷建立的基督教王国，依靠“圣殿骑士团”和“医护骑士团”的保护，在风雨飘摇中维持了一个世纪。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主要由于周围穆斯林国家彼此不和。后来撒拉逊人当中出现一位伟大的民族领袖，统一了穆斯林力量。

1169 年，撒拉丁成为埃及的大臣，不久自封为苏丹。他是库尔德人，具有大马士革人的文化修养。他的势力很快扩展到叙利亚，包围地中海东岸的几个十字军国家，1174 年攻占大马士革，1183 年攻陷阿勒颇。

面对日益迫近的危机，耶路撒冷的国王、鲁西格南的盖伊忧心忡忡，把朝不保夕的王冠先拱手让给法国腓力，然后又让给亨利二世，并向西欧各国求援。但西欧君主争吵不休，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1186 年，撒拉丁也发动了“圣战”。他向好战的游牧民族许下今生在冒险事业中获得战利品以及来世可以进入极乐世界的诺言，率领他们向耶路撒冷进军。可能有一万基督教军队奉命迎击，但在干燥的沙漠中处于不利地位，且经哈庭一战被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彻底击败，国王、圣殿骑士团大团长和许多最有名望的贵族都被生擒。1187 年，耶路撒冷投降。此外除蒂尔、安条克和的黎波里之外，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全境都落入穆斯林手中。

这些事件震动了欧洲各地，教皇派出使节到各国宫廷游说，劝他们共同对付异教徒。西欧三大国的君主响应了这一召唤，英格兰、法国和德意志的骑士界也都摩拳擦掌。

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许多年轻的十字军战士离开亲人和家园奔赴遥远陌生的世界时，心中不无离别的忧伤之情。只是强烈的牺牲精神和神秘感使那个时代和当时人们的努力充满浪漫色彩，并同战争和冒险的吸引力混为一体。

在这样的局势中，亨利二世在悲伤和灾难中去世。他没有指定自己的继承人，王位自然传给了查理。新国王在他曾经以武力反对过的父亲去世时，并未假装悲痛，只是背诵主祷文的时候在灵柩前跪了一会，然后就处理政务去了。虽然他在许多方面比较严厉，但人们发现他也还宽宏大量，这使他的军事威望又增加了一层光彩。登基伊始，他就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反对父亲的暴乱中，他甚至不穿铠甲冲在骑兵的队前，在勒芒紧紧追击亨利二世的溃败队伍。为败军殿后的亨利的忠实勇士威廉·马歇尔。交锋之后，他把查理的命运掌握在手中。查理高喊：“请饶了我这条命吧。”马歇尔便把枪尖转向战马，将它一枪刺死，轻蔑地说：“不用我杀你，魔鬼会杀死你的。”

受这种侮辱不如一死。但查理王不念旧恶，他谈到这次记忆犹新而且依旧刺痛内心的事件时，态度庄重，不动感情。他保留了先王这位忠实仆人的一切职务和荣誉，并派他到英格兰代理政务。查理还使威廉·马歇尔和彭布罗克的富有的女继承人结婚，他顿时成为英格兰贵族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

人们注意到，查理王宠信那些忠诚地支持父王反对他的人，甚至不惜牺牲和他同室谋反的那些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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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人们都喜欢在纹章中用狮子作标识，不止一个国王试图把自己同狮子的名声联系起来。当时人们称查理为“狮心王”，这对兽中之王是永恒的褒奖。

英格兰人民在他统治时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为他的冒险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他统治的 10 年里，他只来英格兰两次，住了短短几个月。但数百年来，他的形象一直激励英国人，似乎为军队的官兵树立了榜样。

就勇敢和韬略而言，查理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个子高大，身材匀称，肌肉强健，手臂灵活。他喜欢亲自参加格斗，并且毫无恶意地认为，他的对手是使他得到荣誉的必要媒介。他喜欢战争，为了战斗的欢乐和胜利的荣耀。

查理既好得罪他人，也容易原谅别人；慷慨大方，挥霍无度；在战争中慎于计划，巧于执行；在政治方面单纯无知，既不敏感，又缺乏经验。他根据好恶结交政治盟友，政治计划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明确目标。他通过军事天才所取得的有利条件，通常由于外交无能而丧失殆尽。他的军队在东进途中夺取西西里的默西拿时，轻信别人劝说，同盟友法王腓力·奥古斯都分享胜利果实。如果这些果实善加利用，则可能使法国国王的美妙计划化为泡影。他夺取富庶易守的塞浦路斯之后，又轻易把它丢掉。

“狮心王”查理的一生恰似一场检阅，结束之后只留下一片旷野。

查理在 1190 年夏季率军出征，将政务委托给两位政法官代理，一位是伊利的主教威廉·朗香，另一位是达勒姆的主教休·普赛特，由阿基坦的埃莉诺监督。

查理已将其妹艾丽斯许配给法王腓力，她除容貌外，别无可取之处。腓力说，查理层企图诱奸艾丽斯，两位国王因此结怨。由于艾丽斯拒绝于腓力结婚，英法两国国王未能结成东征所需要的联盟。腓力得到一万马克赔款，但仍忿忿不平。英法之间的斗争并未轻易停止，两国人马在西西里避冬时，由于互相嫉妒而常常发生争吵。

此时，红胡子腓特烈已率领德意志大军于 1189 年五月由雷根斯堡向君士坦丁堡进发。

阿克城陷落后，查理王的尚武精神及其将帅之才在各国广受钦仰，但盟国之间的争吵使战争处于瘫痪状态。流亡的耶稣撒冷国王盖伊和蒙法拉的康拉德发生王位之争，查理和腓力各护一方。后来双方拟定折衷方案，但法王旋即回国，去实行在佛兰德的计划，同时唆使约翰王子反对胞兄查理。受到查理侮辱的奥地利公爵奥波德也拂袖而去。在这种情况下，十字军虽有查理的指挥，并在阿尔苏夫大捷中杀死成千上万名异教徒，却不可能攻下圣城。后来他决定撤回海边。第二年，即 1192 年，他攻占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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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的主教威廉·朗香兼任教皇使节、国务大臣和首席政法官的重要职务，忠实而热情地执行查理于 1189 年授予他的统治英格兰的使命。他模仿国王威仪，带着装腔作势的随从巡游各地，不久即引起全体贵族的嫉妒。在他看来，主要危险在于约翰王子的力量过分强大。由于查理放任不管，约翰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王国。他领有德比郡、诺丁汉郡、萨摩赛特郡、多赛特郡、德文郡、康沃尔郡以及在威尔士南部拥有辽阔土地的格罗斯特伯爵领地，并且在名义上领有兰开斯特、沃林福德、艾伊和佩维里尔。他从这些地区得到的岁入从不上报财务署，郡守也只对他个人负责，法律事务由他仆人处理，甚至法令状都由他的最高法庭以他的名义颁发。国王的官员和法官不敢进入约翰的领地。

朗香主教决心反对这种双重统治体质，但他的风头主义和傲慢态度早已为他设置了层层障碍。他出身微贱，又是个外国人，而且还得罪了财务会的其他成员，促使他们站到了约翰一边。

1191 年夏，双方冲突公开化，朗香率军镇压约翰追随者在中英格兰北部发动的叛乱。那是一场危机，幸好远在地中海东岸的国王派鲁昂的大主教瓦尔特·德库坦斯回国照顾国王利益。这位大主教组织了第三势力，他忠于国王，不满朗香，但又不愿意支持约翰。不久朗香于 10 月逃离英格兰，大主教便接替了他的位置。

同年秋，腓力·奥古斯都从十字军战场回国，使约翰有了新的希望。这位法国国王看出，趁查理不在之机，可以粉碎安吉文王朝的力量，并且把英格兰人赶出法兰西。约翰愿意作他的合伙人，他们商定腓力进攻诺曼底，约翰在英格兰发动叛乱。

1193 年，英格兰听到国王被囚禁在“德意志某地”。英格兰大部分忠诚的臣民当然感到震惊，约翰宣布查理已死，要求继承王位。英格兰在查理长期不在的情况下尚能对他忠贞不渝，反对那些强大而狡猾的力量，这是封建时代忠君观念之明证。许多历史上默默无闻、但坚定而有主见的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查理的英雄气概和他的神圣使命，因而保持对他的忠诚。

教会从未动摇，鲁昂的瓦尔特·德库坦斯立场坚定，年老的埃莉诺也坚决站在长子一边。这批人左右政务会，而政务会则控制国家。沿海一线布置了防御，防止法国入侵。约翰势力土崩瓦解。

到 4 月份，有确切消息说查理还活着，因此，紧张状态即告解除。约翰尽量掩饰自己的行为，溜到法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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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要求 15 万马克的巨额赎金，这相当于英国王室两年的收入。查理对此表示同意，英国政务也同意。同时，腓力和约翰出价 8 万马克，要求皇帝把查理关到 1194 年米迦勒节（即 9 月 29 日），或者每关一个月就给皇帝 1500 马克，或者以 15 万马克的代价吧查理买到他们手中。

但皇帝感到这笔交易是和查理定下的，已经和查理商定了赎金数目，可能有些仓促，但也得略讲信用。腓力得知皇帝不愿失信，便给约翰送去了臭名昭著的短信：“小心点，魔鬼快放出来了。”

赎金尚待筹集。这笔赎金对英格兰王国是个沉重打击，但没有比赎释君主的封建义务更神圣，尤其是这位君主参加了十字军东征。全国各地开始征收兵役免除税，所以俗界人士必须交出四分之一的动产。教会土地也承受同样负担，教士交出了金银餐具和财宝，有三个修道院献出全年所产羊毛。查理的赎金筹措三次，已被捐税抽干的英格兰和诺曼底实在凑不齐所需的 15 万马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看到再榨不出油水，也就心满意足，决定释放他的俘虏。

1193 年底，第一批赎金已经交付。于是查理于 1194 年 2 月初获释。他小心地穿过欧洲大陆，避开法兰西的属地，于 3 月 16 日回到伦敦。约翰再次公开叛乱，在法国的援助下占领城堡，招募军队。新任国务大臣和“政务会”早已采取措施打击叛乱的王子，查理有力的右臂和他的威望有助于镇压这次叛乱，约翰再次逃往法国。

由于他已经同腓力开战，唯一行政职责就是筹集金钱，招募骑士。这些工作顺利开展之后，就渡过英吉利海峡，去保卫在法国的属地，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英格兰。

这位强悍的勇士一到法国，就恢复了边界地区，使腓力及其军队处于几乎可怜的防御地位。约翰向查理恳求饶恕，结果没有失望。查理很清楚，如果约翰过去一意孤行，自己仍然被囚禁在德意志的城堡里，蒙受废黜之辱，甚至一命归西。因此虽然弟弟长期背叛和无端恶行历历在目，查理还是原谅了他，恢复了他部分领地，只是出于谨慎保留了一些堡垒。基督教教俗两界不一定认为这是明智之举，但都为这一崇高行为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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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下的 5 年统治期间，查理一直忙于保卫他在法国的属地，并为此向英格兰筹集军费。这时，英格兰又置于代理人的统治之下。掌管英格兰的是休伯特·沃尔特，此人曾作为兰诺尔夫·德·格兰维尔的左右手在亨利二世的宫中受过传统教育。因此他不是封建的业余行政官，而是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职业政治家。当时，他是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也是查理的国务大臣。后来又成为约翰的国务大臣，因而身居相位达 10 年之久。他曾跟随查理参加十字军东征，在筹集赎金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以坚决的态度、渊博的学识和巧妙的手段发展了亨利二世首创的强大中央集权制，是中世纪具有济世之才的杰出人物之一。

维持社会秩序的新工具，即后来的地方治安官，此时已经出现。法医的职务也在这时首次得到确定。财务署署长、鲁昂的大主教瓦尔特·德库坦斯企图改革税收制度和现存的军事制度。

土地开始得到重新估量，度量衡得到统一，织匠和商贩的欺诈行为受到禁止，伦敦和其他重要城镇获得新的特许权，其中包括地方自治的宝贵权利。

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英格兰政府以偏激而颇有道理的原则实行有力的统治，限制了贵族的阴谋和约翰的背叛活动。亨利二世建立的行政体制，即我们所说的政府机构，在实践中经受考验，不受王权干涉。事实证明，全民所效忠的国王已经不是治安的唯一保证，英格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保障。

1199 年 4 月 6 日，查理逝世，终年 42 岁。

那名弩箭手最终被活剥了皮。

约翰登上了英格兰王位，兼领诺曼底、安茹、屠棱和曼恩，对布列塔尼提出领土要求，并且可以继承埃莉诺的阿基坦。他既有残忍武士的冷酷心肠，又有马基雅维里主义者的狡猾手腕。修士编年史家重笔勾画他的残暴、贪婪、怨恨、背信弃义和色欲无度。但根据其他记载，他通常审慎明智，干练，有时甚至慷慨大度。他善于思考，富有独创，一生珍藏书籍。在他身上，金雀花家族的永不停顿的活力达到狂暴的程度。

法国作家泰恩曾经说，约翰道德败坏是由于他有疯狂病。但研究一下约翰的行为就会发现，他一向深谋远虑，耐心机智，意志坚定，靠着这些特点把英国王冠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至于他与之搏斗并多半被他克服的那些困难，也值得冷静研究一番。而且，如果把这些都考虑在内，我们会发现，对英格兰民族来说，约翰的罪恶比那些仁义之君的勤劳有更大贡献，因为通过许多反对约翰的大联合，我们最重要的自由与权利的里程碑得以树立。

虽然查理宣布约翰为继承人，但在继承权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意见。约翰兄长杰弗里身后留有一子，就是布列塔尼王子阿瑟。当时可能已经有理由认为，亨利二世长系子孙比约翰更有继承权，这就是现在的长子继承法。

由于约翰继位，法兰西北部的行省之间以及它们同法兰西王国之间产生了团结感。同时，在英吉利海峡西边，英国贵族更倾向于狭隘的甚至民族主义的观念。由于撒克逊-诺曼底各大家族的分支在英格兰和诺曼底不断划分爵位和封地，英国和大陆的联系削弱了。更主要的是，法国王朝和王权在 12 世纪末不断加强，吸引欧洲大陆的属地忠于巴黎。约翰为保护在大陆的属地，需要对付前几代国王所没有遇到的劲敌，而且为这一目的在英格兰征税也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

据说，大主教在约翰的加冕礼上布道说，英国的君主实际上不是世袭，而是选出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宣传这一观点，得到约翰完全同意，但无论选择哪些国王作为典范，都不影响阿瑟在欢迎他继位的那些地区提出自己的要求。

对于金雀花王朝的国王来说，法国行省和英格兰一样重要。阿瑟听说他祖母埃莉诺只带少数卫兵住在普瓦图的米尔波城堡里，便带兵包围了城堡，眼看就要抓到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埃莉诺设法捎信给正在勒芒的约翰。她的儿子约翰带领大部队两昼夜行军 80 英里，在黎明时突袭阿瑟部队。阿瑟及其支持者——休·卢西格南、一些叛乱的贵族和二百多名骑士全部落入约翰手中，埃莉诺得以脱险。

阿瑟先囚居法来兹，后又解到鲁昂。仍忠于约翰的那些布列塔尼贵族要求释放阿瑟，遭到拒绝后立即举旗造反。

当时许多贵族和平民由于个人恩怨和政策上的考虑未经审讯就被处死，这是司空见惯的，但一个国王竟然处死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这使世人加深对约翰的坏印象。而且，这个行为不仅没有防止反而加速了诺曼底的陷落。

阿瑟只是腓力二世的工具，他的消失并未改变腓力的固定目标。布列塔尼以及安吉文帝国中部省份发生叛乱，腓力同这几个省讲和，于 1203 年的复活节沿卢瓦尔河顺流而上，到达索米尔。腓力包围了诺曼底，准备攻打安吉文王朝的这个堡垒。约翰也意识到这一危险，倾注大量财力加强防务。他在 1203 年年底进行一系列残酷无益的出击之后，如果不是突然撤离诺曼底，而是再从英格兰征调一些给养，他可能长期保持这块领地。但他看到腓力在诺曼底中部攻克一个又一个要塞，就失去了信心。

当时，诺曼底人有意寻找理由投降，便把英格兰人对他们漠不关心作为借口。1204 年 3 月，查理的“美丽的女儿”，令人生畏的“漂亮的城堡”陷入敌手，因此通往鲁昂的道路打开了。三个月后，诺曼底都城陷落，诺曼底终于落入法王之手。

英格兰不必为这一损失伤心落泪，安吉文帝国在极盛时期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诺曼底的分离不仅对法国有利，也对英格兰有利。这使英国摆脱沉重的负担和危险的纠葛，把注意力和力量放在国内事务上。更主要的是，它使英格兰外族统治阶级从此只能照顾英格兰利益，即只照顾本岛利益。

可约翰时代的人并没有看到这些有利之处，他们看到的只是惨败和耻辱，因而一味指责早已不受人民信任而且与贵族不和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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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二世在恢复秩序和建立有效中央行政机构方面的成就，为后人带来新的困难。他所建立的机构有极大的权利，后代国王需要谨慎地加以管理。他恢复了秩序，却以削弱特权为代价。他采取不全面而又过激的财政措施，在许多方面的工作侵犯了封建社会的习俗。这一切之所以能被接受，是由于亨利二世行之得体，也是经过无政府状态后的必然反应。

查理一世也把英格兰置于精明干练的行政官手中，这些人由于采取严厉手段和独出心裁的财政措施激起社会公愤，成为众矢之的。只有国王是例外，因为他有十字军勇士的光环，而且长年不在国内，首当其冲的倒是约翰。

约翰将他父亲的制度的偏激之处推到顶点。查理统治时期在兵役免除税方面尚有未付的欠款，而约翰同腓力二世打仗正好需要更多的钱。贵族之间发生了分歧。

约翰统治时期的英国贵族同他的诺曼底封臣不同，很少有家族在英吉利海峡两边都拥有封地。即使查理统治时期，英国贵族也曾拒绝到国外打仗。在海外作战和交纳兵役免除税等问题上的分歧成为贵族阶层激动不安的根源。

约翰经常滥用自己的封建特权，迫使贵族作出强烈反抗。英国社会不断发展，阶级利益的概念也更加明确。许多贵族不是把出入宫廷看作尽职效劳的机会，而是视为施加影响的时机。教士感到教会日益一致，自治市也有同样感觉，新的中央政府需要所有这些阶级的支持，但约翰却宁愿加强王权的残酷一面。

1205 年发生了一场危机。在诺曼底丢失之后，约翰在大陆上的地位所依赖的埃莉诺逝世。控制国家机器达十年之久的休伯特·沃尔特也与世长辞。这也重新引起由谁选择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棘手问题。

约翰对教权禁令置之不理，变本加厉地没收教会财产，教皇遂在 1209 年采取了革出教门的最后措施。约翰国王的臣民因此被免除了宗教义务，他的敌人则受到教会的祝福，并被尊崇为十字军参加者。

约翰一意孤行，并不畏惧。剥夺教权和革出教门均未在他灵魂中引起任何恐惧，反而使他手段更加残暴，其残暴程度使同时代的人只能视之为精神失常的结果。国王行政机构此时有最高工作效率，顺利地处理财政和法律问题以及维持社会秩序。如果说剥夺教权是威胁，那么它也是约翰求之不得的机会。外逃教士财产被国王没收，由于越来越多的主教区和大修道院无人管理，国王派去的看守人便没收了它们的岁入。

于是财务署的钱袋鼓胀起来。如果国王没有同教会争吵，没有收到俗界政治斗争的压力，那么王权可能在亨利八世时代才能达到巩固地位。

在失去诺曼底以后，约翰开始在大陆结成反腓力二世的联盟。他同德皇奥拓四世、图卢兹伯爵和佛兰德伯爵成为盟友，但他同教会的分裂却促使法国国王和教皇结成更强大的联盟。1213 年，他陷入尴尬境地，要么屈服，要么受到法国在英诺森三世所能调动的一切军事和宗教力量的支持下大举入侵。约翰由于国内形势不稳，被迫在这种威胁面前屈服。

约翰和英诺森在新联盟中各尽其力，心怀不满的贵族也在斯蒂芬·兰顿的领导下聚集起来。同法国国王的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约翰不断要钱和征兵，使贵族非常愤怒。1214 年，约翰率领的英格兰远征军在普瓦图败北。在法国北部，他的侄子、萨克森的奥托同索尔兹伯里伯爵率领的军队在布汶被腓力击败。

这次战役在一日间摧毁了约翰寄予希望的大陆联合力量。这又是国内政敌反对国王的一次机会，他们制定计划，企图限制被击败暴君的权力，并公开扬言，如果不接受，他们就发动叛乱。

假如兰顿大主教不去管他们，相互敌对情绪和自私要求也会使他们自动瓦解。但兰顿主教急于实现正当的和平，便对他们施加了一些影响。约翰作为教皇附庸，也不敢公然无视兰顿的忠告。

“贵族纲领”是“大宪章”的基础，现在陈列在不列颠博物馆，这个纲领是 1215 年 6 月 15 日在一个短暂肃穆的场面批准的。结束后，约翰回到温泽。大约四天后，大宪章诞生。在后来的岁月里，它成为统治制度和原则的基石，这出乎约翰国王和贵族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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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年初，约翰似乎能够摧毁贵族的反抗，但盛夏未过，他就去世了，大宪章因而在教皇的谴责声中和战争的考验下保存下来。

13 世纪将是议会进行尝试和得到发展的伟大时代，可是大宪章中没有提及议会，也没有反映贵族以外的其他阶级的利益，更没有后来的那些伟大口号。它忽略了国王和贵族必须解决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例如军事服役的期限问题。

即使在当时，佃农以上各个阶层也都主张，土地所有权不应受任意侵犯。此外，大封建主除了主要封地外，常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小块领地，有的是依附他们的骑士带来的，有的是附庸作为免除兵役税交来的，有的则是通过随时可能退租的租凭方式取得的。因此，曾经参加尼米德会见的贵族既保护自已的利益，实际也为大小地主在内的整个地主阶级争得权利——出身低微的骑士可以有 200 英亩土地，农民或小自耕农可以有 60 亩。

有证据表明，全国都理解这些贵族的行动。1218 年，一位官员想利用一个令状推翻林肯郡法庭的一项判决。受害者是个大地主，但全郡的人都起来支持他，以维护“为之宣誓并得到批准的自由”。他们还在抗议书中指出，他们“同他一起战斗，为他而战，为我们自己而战，也为整个王国而战”。

虽然 13 世纪权贵不懂而且不关心大众的自由或议会民主，但他们却信守一条原则，这对后来英国社会和各制度发展将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宪章从头至尾给人一种暗示：这个文件是个法律，它居于国王之上，连国王也不得违反。大宪章的伟大成就，就是它在普通宪章中体现并重申一项崇高的法律。

亨利二世统治时期是法治的开端，然而那时的成就并不完善，因为王权仍然高于法律，约翰的行为证明，亨利二世建立的法律制度可以变成压迫工具。

约翰在位时对国家管理不善，因而反对势力似乎结成了共同对付他的强大联盟，迫使他同意大宪章的那些英国贵族同他发生了战争。他们邀请腓力二世的儿子、法国国王路易作为他们的君主进入英格兰，外国军队及冒险家也接踵而至。

在亨博河以北起来暴动的贵族得到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的支持，西部叛乱得到北威尔士诸侯卢埃林的支持，多数城镇都反对国王，伦敦更是充满敌意。

另一方面，约翰用王国独立地位换取教皇的坚决支持，还雇佣了一支强大的外国军队作为国内唯一正规军。一些最显要的军事贵族，如威廉·马歇尔和切斯特伯爵诺尔夫，在本阶层的有力支持下站到国王这边。总的来说，见到主人之间争端再起而感到迷惑的人民大众，倾向于国王，反对贵族，当然更反对外国入侵者。

种种迹象表明，可能要发生持久内战，把国家带回斯特凡和莫德时代的无政府状态。约翰本人一生狡猾奸诈，精于权术，在宗教政策方面善于看风使舵。直至风烛残年，他仍有好斗的精神和力量。可就在这时，他得了痢疾，加之劳累和饮食无度，便一命呜呼了。

1216 年 10 月 28 日，亨利三世在格洛斯特加冕继位。年老的威廉·马歇尔不甚情愿地担当摄政王。他把切斯特伯爵和约翰的忠实仆人休伯特·德·伯格拉到了自己身边。新政府重新公布 1215 年被教皇轻率撤销的大宪章，这一举动既说明新政府的明智，也反映它的软弱地位。保皇派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们佩戴白色十字架。教会主张进行宗教讨伐，革除了反对派首脑的教籍。

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令人失望，但国家仍在艰难地前进。这段时期，撒克逊百姓长期享受的权利和法治已经无影无踪，在贵族和国王雇佣军的铁蹄下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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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教斯蒂芬·兰顿为英格兰确立了不受国王、贵族甚至僧侣侵犯的民权。他抵制约翰，也抵制教皇，他不但通过天主教会为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而奋斗，而且为英格兰的利益而勇于反对教皇。他是国王的忠实仆人，但也积极支持大宪章。这个左右局势的核心人物讲求实际，有时由于邪念而左右摇摆，但其远大、明智、大胆、平凡和自由主义的目标毫不动摇。他即使不能称为英格兰宪法的建筑师，至少也是一位忠于职守的工程建筑管理员。

在那动荡之秋出现的第二位英雄是休伯特·德·伯格。作为约翰的首席政法官，他对当朝的罪恶和蠢行负有直接责任，因此人们长期视之为死对头。但他在欧洲骑士界的明星威廉·马歇尔之下，是维护君权和抵抗叛乱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同时他超越于互相交恶的各个派别，坚决维护英格兰利益。

贵族的叛乱在海陆战斗中被镇压下去，国王的力量在林肯取得辉煌的决定性胜利。据说，在林肯街头，四百名保皇派骑士同六百名贵族厮杀整整一天，狠狠打击了他们，而骑士只有三人死亡。当时人们不愿意把这次喧闹的场面叫做战斗，而称之为“林肯闹市”。可以肯定一点，骑士们平均每人至少带着 8 至 10 名顽强的随从，几乎无懈可击、全副盔甲的武士在人群中激烈搏斗。

“林肯闹市”使年幼的亨利三世取得陆地上的胜利，休伯特则在多佛海峡战胜路易派出的法国援军，切断了叛乱者同大陆的联系。休伯特在兰顿大主教和教皇使节的支持下，从未失去对大宪章的控制，虽然大宪章名义上是联系反对势力的纽带。

经过一年的战斗，法王路易被迫于 1217 年撤离英格兰。政府为表示说话算数，第二次公布大宪章。1219 年，年迈的威廉·马歇尔在胜利中去世，休伯特接着统治英格兰达 12 年之久。他是个严厉的统治者。在他执政期间，曾经先后为约翰和威廉·马歇尔担任过雇佣军指挥官的福克斯·德布洛特，拥有越来越大的实力，并企图扰乱国内刚出现的和平局面。

休伯特决定把他驱逐出去。1224 年，经过两个月的围攻拿下福克斯的堡垒贝德福城堡之后，休伯特在城墙前绞死幸存的 24 名指挥守军的骑士。第二年，作为绥靖手段，又重新颁布大宪章，就实质而言，这是最后文本。从那时起，大宪章成为英格兰法律和传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休伯特任职期间始终坚持阻止国王收复法国境内属地的原则。为这个原则，他不仅直言进谏，而且采取拆台的办法，甚至在必须临敌出战的时候组织溃逃。他拖延发动战争的准备工作，坚决反对宠臣和冒险家由外国渗入国内。此外他还竭力反对教皇为执行庞大的欧洲计划而不顾一切地向英国索款的企图。他维持社会秩序，国王长大以后，他还限制国王身边的朝臣侵犯大宪章所规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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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统治时期，法国南部发生世界史上最残酷的悲剧。在图卢兹伯爵雷蒙六世统治的领地，经过几代人的时间逐渐产生了一种异端邪说。这种异端邪说在理论上阴暗而苛刻，实际上却比较温和。阿尔比派，也叫“纯洁派”，驳斥有关死者复活＼炼狱和地狱的论点。他们认为，地上一切生命都是魔鬼作祟的结果，物质阶段很快过去，灵魂从这可憎的负担重解脱出来之后，将在极乐的天堂归于上帝。

有这种信仰的“完人”守身禁欲，大体渴望一死。但有确切材料说明，大多数人在摆脱超自然的恐怖力量之后，在当地风和日丽的气候中形成了欢乐的性格和性生活随便的习惯。那里各阶层的人对今生的浮沉抱着超脱的态度，同时对来世也无所忧虑，因而感到万分幸福。从这种幸福中产生彬彬有礼的精神文明和强烈的信念。

教皇自然不欢迎他们打碎一切精神枷锁的做法。西方世界的道德规范是以原罪、上帝的拯救和只有靠教士才能免入无涯苦海地狱这些论点为基础的，即使这一基础并不巩固。过了一段时期，教皇才意识到法国南部蔓延的这种新罪恶的严重性和广泛性。一经发现，它立刻成为比从异教徒手中抢救圣墓更为重要的问题。

1209 年，为有一种新目的而进行的十字军讨伐开始了，罗马所能调遣的一切世俗力量在法王腓力率领下扑向阿尔比异端派。在法国局部地区，法律正式认可信奉左道邪门者和其他不受欢迎的入火焚的做法。消灭新异端邪说的过程持续了 20-30 年。异端派在“完人”的带领下，顽强战斗，把死亡看作从肉体罪恶中的最终解脱。

这次讨伐很彻底，阿尔比派在火刑柱上灰飞烟灭。在这次十字军讨伐运动的领导人中，最突出的是“巴黎地区的一个小领主”，一个叫西门·德·孟福尔的人。他升到指挥这场战争的重要地位，被公认为有力的领导者。“经神圣军队中的贵族以及在场的教皇使节和教士提议”，他被封为贝齐埃尔和卡尔卡松的子爵。他在围攻图卢兹时毙命，身后留下一子。他的儿子沿用他的名字，承袭使他千古留名的一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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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伯特·德·伯格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但他的倒台是一些人有意策划的。这次阴谋的核心人物是德·伯格以前的政敌、温切斯特的主教德罗奇斯。在 1232 年圣诞会议上，政府机构中所有重要职务都由德罗奇斯的朋友所占据，而他自己则躲在幕后。他的这些朋友中的多数人和他一样，都是普瓦图人。

休伯特是行使全权，有时甚至行使君权的最后一个伟大的首席政法官。他下台后，几乎处处仰承国王的意旨和宠信的管衣官一类的宫廷职务，比名门贵族所担任的首席政法官之类的高级职务显赫多。

由于普瓦图人、萨瓦人和普罗旺斯人越来越多地担任英格兰宫廷职务，贵族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敌对情绪。在威廉·马歇尔次子理查德·马歇尔的带领下，贵族开始对外国权贵发出怒吼。德罗普斯反驳说，为了不被叛乱的本国臣民所害，国王需要外国人保护。

这次斗争持续时间并不长。年轻的理查德·马歇尔同卢埃林亲王联合，把亨利三世追到威尔士边界，洗劫施鲁斯伯里，骚扰德罗奇斯占领区。1234 年春，亨利三世被迫接受他们的条件。虽然理查德·马歇尔于四月阵亡，新任大主教埃德蒙·里奇仍要求国王履行协定。普瓦图官员全部解职，德罗奇斯动身去意大利旅行，休伯特·德·伯格再度荣获原来的封地和财产。

英格兰不满情绪的更深的根源，是教皇对虔诚而感恩戴德的国王所产生的影响。教皇格雷戈里九世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进行着殊死搏斗，需要更多金钱，因此他的使节奥托对英格兰教会改革深感兴趣。

1240 年，奥托要求教士交出五分一的地租和动产，引起轩然大波。伯克郡的一些教区长发表宣言，否认罗马向英格兰教会征税的权利，敦促教皇像其他主教那样“自食其力”。尽管如此，奥托在 1241 年返回罗马时，还是带去大量财宝。而且教皇把下一任的三百个有俸牧师职位赐给忠诚的意大利教界。

1243 年，英诺森四世当选为教皇，再度向英格兰索取财富。那一年，教皇的使节禁止英格兰主教在教皇推荐的许多人士获得职位之前任命有俸牧师。自 1235 年以来一直担任林肯郡主教的罗伯特·格罗西特斯特，带领英格兰教士拒绝教皇要求，成为他们的旗手。他是一个学者，曾任牛津神学院院长。尽管他认为教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为一百多年以后威克里夫对罗马教廷的勒索钱财和腐败作风发动的攻击充当先锋。

1244 年，贵族任命一个委员会来确定给国王拨一笔款项的条件，随后发生了一场危机。贵族坚持说除一些法官，首席政法官、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应由议政大会选举。贵族的代表在议政大会中占大多数。政务会中有权召集议政大会的四个成员也应以同样的办法选出。

国王向早已被榨取大量钱财的教会求援，但教会在格罗西特斯特的影响下拒绝他的要求。1247 年，普瓦图人怂恿国王实行专制，还拉拢国王三个异父兄弟，即约翰王后改嫁到卢西格南家以后所生的三个儿子。

亨利在 1248 年说：“仆人不应评判主人，附庸不应评论领主或用条件束缚他。他们应该听从领主或主人的指使，服从他的意志。”他说这番话也未能得到急需的款项，因此不得不出卖银具和珠宝，对购买者给予新的特权，或承认他过去已有的权利。他没有支付薪金，并强索礼物；他向森林法庭勒索钱财，对民众横征暴敛。1252 年，国王以十字军运动为借口，要求教士交纳三年的地租和财产的什一税。因为格罗西特斯特的忠告，教士拒绝交税，因为国王不愿批准大宪章。格罗西特斯特翌年去世。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于 1250 年去世，因此罗马要把他所管辖的西西里纳入教皇统治范围的计划又死灰复燃。1254 年，亨利三世为他小儿子埃德蒙从教皇手中接受西西里王位。

根据条件，英国国王必须提供一支军队，并负责偿还教皇九万英镑巨债。这个消息一经公诸于世，引起全国对亨利的怒海狂涛。议政大会和教会都拒绝给他财政援助。

亨利的愚蠢行为似乎不止于此。在 1257 年的德皇选举中，他的弟弟、康沃尔伯爵理查竞选皇帝，亨利为保证理查当选浪费大量金钱。最后则是亨利三世完全没有能够防止卢埃林的胜利，后者在 1256 年将英格兰赶出威尔士，并策划摧毁在苏格兰的英格兰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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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三世统治末期虽是多事之秋，但对英国政体发展却有重要影响。这个时期大概可以称为英国议会制的萌芽时期，尽管没有哪个播种者能够预见到以后收获如何。

改革委员会开始工作，它的建议在 1258 年列入《牛津法规》，这个法规在 1259 年用《威斯敏斯特法规》加以补充。这次贵族运动不仅是对客卿的不满。《大宪章》主要解决一些法律问题，而《牛津法规》涉及国王听从谁的忠告以及任用什么样的官员这一重要问题。《威斯敏斯特法规》的许多条款所限制的不是国王的裁判权，而是贵族的裁判权。亨利二世取得的成果此时已显现出来，全国显著地加强法制，法官和官员在各地协助下更加频繁地四处巡视，促使地方骑士加强政治责任感，并学会掌管政务。这些因素在 13 世纪就发挥了它们的效力，并决定了以后英国政治制度。

贵族基本要求是，国王今后应该通过一个“十五人委员会”进行统治。这个委员会将由四个人选出，两个是贵族代表，另外两个是王室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国王用英语和法语发表声明，表示同意。这一声明是征服者威廉时代以来用这两种语言发表的第一个正式文件。

西门·德·孟福尔领导和控制这个委员会曾一度统治这个国家。委员会成员互相约束，分别担任高级行政职务，把具体管理工作分派下级官员。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可取的办法。权贵在确保自己阶级利益和权利之后，不想把权柄交给他们当中的一两个人。所以由贵族政治家组成的内阁监督那些训练有素而无政治地位的下属官员。这一制度具有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并在它的发展史上多次达到高峰。

“国会”一词正是此时流行起来的。1086 年，征服者威廉在开始财产登记之前，同贤人会议成员进行了“深刻的会谈”；12 世纪时，国王和手下要人商讨问题则统称“考勒奎”（COLLOQUY，讨论之意）。“为讨论王国内部重大事务”而专门举行的“考勒奎”可以称为“国会”。但这个词多半指一个由官员和法官组成的常设委员会，职责在威斯敏斯特接受情愿、纠正冤案和监督法律执行情况。到 13 世纪，“国会”一词成了两个联合起来而又迥然不同的机构总称。

如果把它们的职能译成现在的说法。可以说，第一种大会解决政策问题，第二种大会解决立法和执法问题。现在对于一次国会会议开幕词的讨论很像过去的“考勒奎”，而过去的“国会”则很像现在的国会委员会审议一项法案。

英格兰政体似乎将像法兰西政体那样发展，由国王和财务会掌握行政实权，而原来的权贵则降到普通贵族的地位，“议会”只是法律问题的情报交换所。但英国历史没有朝这条路发展。

首席权贵在此后一个世纪里成功地控制了财务会，使它代表他们的利益。其次，英格兰各郡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它们在威斯敏斯特的代表将不断扩大影响。若非在西门·德·孟福尔的有力推动，这些力量可能不会协力缔造持久的立法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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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 年，亨利三世在巴黎同法国签订合约后，满怀得到外援的希望回到国内。对所有希望王权强大的人来说，他的儿子爱德华已经成为灿烂的北斗，其支持者来自伦敦和其他城市的骚动的穷苦阶层。贵族的胜利并没有满足名副其实的革命热情，难以遏止的新思想又活跃起来。西门·德·孟福尔值得称道的一点是，他没有满足于贵族对国王取得的胜利，二世立即转身对付贵族——既然国王受到约束，贵族在自己的领地内也应该尊重百姓利益。

在这些问题上，为贵族达到最高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的中间阶层提出不可忽视的要求。可以认为，青年骑士代表乡绅的愿望。他们组成自己强大的联盟，叫“英格兰青年骑士团”，西门·德·孟福尔成为他们的支持者。不久，他抨击贵族滥用特权，并想将王权改革扩大到贵族领地范围。

他向统治英格兰西南部和威尔士南部的格洛斯特伯爵理查德单刀直入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还使政务会颁布一项法令，明确规定贵族服从国王，而国王的权力又在政务会之下。不过他没有强调后一点。这是一种新型的专制，是联邦专制。

这些大胆的新思想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因为这种专制不可避免地通过一个领袖来实行。这些因素使贵族彻底分裂，国王和勇敢的埃德蒙王子乘机利用全部力量打击分崩离析的对手。

教皇解除亨利三世关于接受《牛津法规》和《威斯敏斯特法规》的誓约后，亨利便在 1261 年复活节罢免了贵族任命的官员和大臣。其实已有两个争夺权力的政府，贵族召集各郡代表到圣奥尔本斯开会，亨利则召集他们到温泽去，双方都想赢得广泛的支持。贵族在各地得到多数人支持，之所以没有行动，是因为格洛斯特对德·孟福尔持反对态度。1262 年 7 月格洛斯特逝世，贵族便开始奉行德·孟福尔的偏激政策，内战随之而起。西门及其积极活跃的几个儿子、大约一半的贵族、当时已经存在的中间阶层和强大的威尔士盟友严阵以待国王的挑战。

亨利国王和爱德华王子以优势兵力在苏塞克斯迎击德·孟福尔。一场激战在刘易斯打响。在某种程度上，这次战斗时埃奇希尔大战的序幕。爱德华同四百年后的鲁伯特一样，骁勇无比，对敌人穷追不舍，但返回战场时，却发现败局已定。富有战斗经验和指挥艺术的西门利用复杂的地形设下圈套，当他的中央阵地被突破时，他布在两翼的重甲骑兵便向国王大部队进行攻击，粉碎了一切抵抗力量。

此时，西门·德·孟福尔已是这个英格兰的主宰。如果他残酷地集体屠杀他所控制的人，他就可以长期称雄于英格兰。但在那个时代，有些事情虽然很残酷，但还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西门同被俘的国王签订了协议。根据协议，国王和王子受到严格约束，但国王权利在原则上仍然受到尊重。国内各派力量基本实现平衡，从西门的行动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不仅感到反对派的强大力量，而且希望最终和他们联合起来。由于国王在他手中，他可以利用国王的权力控制贵族，建立更广泛、更有效的政治制度。他统治着英格兰，控制懦弱的国王和傲慢的爱德华王子，他生平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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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英国贵族一直以保护自己利益为宗旨。在伦尼米德，他们虽为全国自由作出贡献，但他们的本意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此时确认，西门是他们的敌人。贵族结成了牢固的联盟，他们见国王的军队不在西门手中，便日夜策划推翻他。

当时德·孟福尔感到满意的是，有一个九人委员会处理重大事项，他们掌握开支并任用官员的权力。至于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则留给他在 1265 年召开的国会处理。西门伯爵的独裁作风有失人心，但国家处于如此混乱状态，独裁似乎是必要的。

1265 年 1 月，德·孟福尔在伦敦召开国会，各郡和城市均有代表参加，这次国会目的是给革命的措施披上合法的外衣。其重要性与其说在于它的内容，不如说在于它的代表大会的性质。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届待议制议会，它对政体有很大影响，但却被现代社会低估了。召集有力而深入人心的参加国会的原因，是德·孟福尔想通过自己的支持者左右国会。在贵族中，只有 5 名伯爵和 18 名男爵收到参加国会的通知。西门再次依靠乡绅和市民的支持来对付贵族，这是他的诀窍和策略。

国会同意了德·孟福尔的行动，接受了他根据两个法规提出的解决方案。但克莱尔回到了西部，其后果只能是内战再起。亨利三世顺从地生活在西门的控制之下，一直颇受尊重；爱德华王子由于保证决不逃走，才享受着行动自由。然而，当贵族怨声载道、西门部下派系并起、统治中的困难引起民怨沸腾的时候，王子于某日带着几个朋友出去打猎，没有回去。

他立即成为英国社会中最强大阶层的积极领袖，首要目的就是打击西门·德·孟福尔，破坏他的改革。 爱德华保证遵守大宪章，并且驱逐外籍人，因此得以联合贵族势力，破坏德·孟福尔的可靠基础。 德·孟福尔此时只是一个派系的首领，此外他同卢埃林结成联盟，承认这位威尔士封建主关于领土和独立的要求，这也有损自己声望。

德·孟福尔不仅在政治上让爱德华占了上风，在军事也陷入极为不利的处境。爱德华和威尔士边界地区的贵族占据塞文河流域之后，德·孟福尔便陷入困境。他向东边的退路已被堵塞，部队被逼到威尔士南部。8 月初，他再次企图渡过塞文河，于他儿子从东南带来的军队会师。当他终于在伍斯特附近的一个渡口过了河，可是他儿子的部队却在凯尼尔沃思一带被爱德华用计打垮。德·孟福尔不知道这个消息，他自己也受困于伊夫夏姆。8 月 4 日，一场决战在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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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夫夏姆战斗之后，胜利者分封没收的土地，激起失去继承权的那些人的强烈反抗。德·孟福尔的追随者在孤立无援的凯尼尔沃思、阿克索尔姆和伊利坚持斗争，在绝望中洗劫周围乡村。政府非常虚弱，无力镇压他们。全国蒙受混乱不安之苦，政府以国王的名义禁止外国商人入境，因为他们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国家似乎就要再度遭受封建割据而陷入由此必然产生的混乱状态。

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和他的使节奥托本敦促政府采取温和政策。爱德华经过半年围困未能攻克凯尼尔沃思，认识到奉行温和政策实为上策。没收土地的受益者则坚决反对，格洛斯特伯爵也由于爱德华否认要进行改革的诺言而大失所望。1267 年初，这位伯爵要求驱逐外籍人并重新颁布《牛津法规》和《威斯敏斯特法规》。为坚持自己要求，他进入伦敦，受到普遍欢迎。他的行动和教皇使节的影响，促成了“不剥夺继承权而要重新赎买”的折衷方案，这使本来失去继承权的人获得宽容的条件。1267 年底，最高法院向全国各地派出法官，以便公平地执行这一方案。 从史料可以看出，动乱范围很广；在地方，暴乱针对当地官员，它得到下层教士和许多修道院院长支持，没有被封建关系束缚在贵族一边的许多乡绅也曾经支持德·孟福尔。

由于德·孟福尔已死和爱德华参加十字军远征，虚弱的亨利三世晚年过着比较平静的生活。不久，新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建成。它是哥特式建筑的杰作，亨利三世一生中最宝贵的目标。在 1272 年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就是在这座大教堂里入葬的。

但不应该由于几年平静生活而认为德·孟福尔进行的斗争和内战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知道多年以后，百姓还把他奉为圣人，在他墓前演出《圣经》故事的奇迹剧。他们的支持丝毫无助于他的伊夫夏姆之战，但他是人民的朋友，他们在他身上寄托为穷人解除痛苦和压迫的希望，所以他们忘却他的过错而永远怀念他。

他是一个杰出的统治者，但作为政治家，却未免过于自信而又缺乏耐心。他践踏既得利益，违反一切惯例，不顾任何礼节，并且无谓地引起别人的怀疑和不信任。

在 1267 年的《马尔博罗法规》中，再度体现了《威斯敏斯特法规》的主要内容。德·孟福尔对他的外甥、新王爱德华也有同样重要的影响，爱德华虽然杀死了他，却深深地吸收了他的思想。因此可以说，德·孟福尔的政策经受住了伊夫夏姆之战以及以后局势逆转的打击，爱德华一世是他真正的继承人。

爱德华在统治艺术方面受到的教育超过任何一位王子。他 33 岁时，父亲病逝，他便继承了王位，称为爱德华一世。他在失败的教训中学会了战争艺术。在亨利三世统末年，他本可随时夺取王位，却孝顺而耐心地等待合法继位时机的来临。

爱德华统治有独特之处，他兼有亨利二世的治世之才和狮心王查理的勇敢宽容。他为自己选了一条“各得其所”的格言，在英国各代国王中，没有人比他更坚决奉行这一原则。

亨利三世逝世时，爱德华正在西西里。贵族中的重要任务没有等亨利入葬就拥戴爱德华为国王。所有都支持新国王。两年以后，爱德华才回到英格兰举行加冕礼。他的登基有继承因素，也有选举的味道，谁也没想过到底哪种因素是主要的。

同德·孟福尔和贵族的斗争使爱德华认识到，国王考虑问题必须从全国着眼。 既然德·孟福尔曾经迫于形势联合中间阶层反对国王和贵族，那么，新国王登基伊始就主动地妥善利用这支力量也未尝不可。 新国王在极盛时期的主旨就是保持各种力量的均衡。他知道，傲慢而骚乱的贵族和贪婪的教会是约束王权的力量，也是百姓的压迫者。由于比以往更充分考虑中间阶层的利益和全民的需要，他建立起广泛而有秩序的基础，使国王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积极为全民族谋利益。

爱德华在英格兰改革时，并不专门满足互相抗争的某一派强势力的要求，而是对各个阶层一视同仁。虽然对大宪章给他祖父戴上的枷锁感到不满，并且想控制日益增长的教会财富和权利，但他并不滥用夺回的权力，而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运用这些权利。在他所有立法活动中，不管针对什么问题，都有一个共同宗旨：“我们必须确定，凡是我们的都应该归于我们，凡是别人的都应该归于别人。”

爱德华统治时期是个秩序井然的时代，值得纪念，并不是因为它树立了伟大的里程碑，而是因为它从以前三位国王统治时期的谬误和混乱中吸取有利因素，使之形成一个长期巩固的整体。

在长期的动荡波折中形成的国家机构和原则此时已固定下来，经受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以及中世纪后期的各种考验，有一些机构和原则维持了更长的时间。在这个时期，骑士和中产阶级社会日益取代纯粹的封建主义社会。

统治工具、土地所有权、军事和财政制度以及政教关系都已固定下来，几乎一直维持到都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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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德华执政的头 18 年里，立法活动十分活跃，以后几个世纪都无法与之相比，几乎每年都颁布一个重要的法规。这些法规没有多少新颖之处，而多数比较保守，但它们的作用合在一起却是一场伟大的变革。

爱德华十分倚重他的国务大臣、巴斯和韦尔斯主教罗伯特·伯内尔。他出身低微，从最高法院和宫廷的职务升为主教，直到 1292 年逝世为止，始终是国王的主要谋臣。他所采取的政都是为了削弱封建特权和封建势力以加强王权。爱德华在 1274 年回到英格兰以后，伯内尔出任国务大臣还不过三个星期，就开始彻底调查地方政务。专员奉命带着四十个问题奔赴各地，去了解哪些是国王的权利和财产，又受到何种侵犯，哪些官员玩忽职守或贪污腐败，哪些郡守“由于怜悯心、受贿或偏袒”而包庇重罪……类似调查以前也有过，却从未如此彻底有效。 爱德华的政策“强硬而不残酷”，它旨在尊重一切合法权利，剥夺一切侵占的果实。

• 1275 年《第一威斯敏斯特法规》针对的是专员揭露的渎职行为。
• 1278 年《格洛斯特法规》，则命令最高法院的法官持调查令去了解大封建主利用自己的法庭和官员在自己领地上执行法律的权利，并且规定，这些权限必须明确。调查主要作用是提醒大封建主：他们既有权利，也有义务。
• 1279 年《莫特美因法规》，禁止向教会馈赠土地，但如有国王的许可则属例外。
• 1285 年《温切斯特法规》，整治地方秩序；同年还颁布《第二威斯敏斯特法规》，巩固了祖传的领地制度。

《第三威斯敏斯特法规》则针对绝对归自己所有而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土地。这类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但法规中确定，以后买主不是从卖主手中而是从卖主的领主手中接受土地，且必须承担土地出售以后所附带的封建义务和捐税。这一措施制止封建关系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对国王极为有利，增加了他以封建主身份直接管辖的佃户数量。

这一系列著名的法规基本比较合适，在一个时期内得到有效执行。但经济的压力给英格兰的物质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变化的深刻程度不亚于政治方面的变化。土地逐渐不再是全国的社会生活和防御所依赖的道义约束力量，它逐渐成为一种商品，在原则上可以像其他商品 n 一样买卖，还可以在一定限制下赠送或遗留给别人，甚至可以用馈赠的方式留给那些将成为新贵族阶级基础的尚未出世的人们。

当然，只有一小部分英格兰土地参加了这种原始而比较活跃的交易。当时，许多外国公侯经济拮据，而英格兰却早有涓涓不息的金钱之泉。犹太人已经悄悄进入那个残酷时代的社会结构之中，他们时隐时现，常常在大人物急需金钱时给予极大帮助，不愿意请求国会拨款的国王获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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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在取得一系列重大立法成就之时，还不断进行行政改革。他不知疲倦地巡视全国各地，严格调查各种渎职行为。合法性是他随时准备利用的武器，而合法性常常可以加以咬文嚼字的解释。他通过不懈努力，整顿各方面内务，并在不仅同他自己有关而且也同全民有关的领域排除个人利益。

爱德华一世重视行政管理和德政，这在中世纪国王中极其难得。到 13 世纪末，已经有三个部门各有专职。一个是财务署，它设在威斯敏斯特，负责收缴岁入和统计工作；另一个是最高法院，实际上是个总秘书处，负责起草国王的许多宪章、令状和信件；第三个是内务部，它有一个单独的秘书处，叫做掌玺司，专门跟随四处流动的宫廷，兼管财务和秘书工作，其职权可能大至为发动大陆战争提供军费，小至为王室厨房买几分钱的胡椒。

伯内尔是典型的早期政治官员，他死后，财务署的官员沃尔特·兰顿接替他的工作。这位财政大臣同伯内尔一样，不把他的利奇菲尔德主教职位看作宗教职务，而是看作为国王服务有功的奖赏。

爱德华一世是一个十分正统的天主教徒，但也难免同教会发生冲突。他渴望为上帝服务，但就君主权力来说，他比他父亲有更高的要求，因而不止一次被迫提出抗议。教会领袖是芳济会修士约翰·皮彻姆，他在 1279 年至 1292 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皮彻姆以极大的勇气和策略，保卫教会在国王面前的独立地位和正当权利。在 1279 年召开的雷丁会议上，他发表的一些公告激怒了国王。公告之一是禁止教士兼职的教规，这个规定打击了国王把宗教职务赠予许多政府官员的做法。另一项公告则命令每个大教堂或者有牧师会组织的教堂公开张贴一份爱德华发誓遵守的大宪章。凡是凭国王令状禁止宗教法庭判案的人以及所有违反大宪章的人，都有被革除教籍的危险。

爱德华怒不可遏，皮彻姆只好暂时让步，等待时机。1281 年召开了兰贝思会议，爱德华国王怀疑有人搞鬼，便签发了令状，禁止与会者“议论与我们国王有关的问题，或者涉及我们个人、国家或会议的状况”。但皮彻姆并不畏缩，他几乎一字不改地重新颁布雷丁会议制定的主要法规，并为它加上明确重申教会自由的序言。一个月后，他给国王写了一封异乎寻常的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信中写道：“任何章程甚至任何誓约都不能强迫我们忽视那些肯定以神权为基础的司法权。”

皮彻姆的行动本会立即引起一场堪与贝克特和亨利二世的冲突相比拟的危机，但爱德华似乎对他的挑战漠然置之，仍然不断地发出禁令状。不过爱德华的行动还是有节制的，在 1286 年签发了一个著名的令状，明智地命令他的巡回法官在有关宗教裁判权的问题上谨慎行事，还说明哪些案件应该留给宗教法庭审理。这位大主教和爱德华的冲突因此推迟了，但到他们去世，这一冲突尚未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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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德华执政初期，贵族于 1259 年缔结的《巴黎条约》是英法两国关系的准则。两国尽管有敌意的潜流作祟，但还是维持了 30 多年的和平。两国在实施条约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英国、加斯科涅和法国的水手在英吉利海峡的冲突导致了 1293 年的圣马赫大海战，要不是英国在法国南部的势力常常影响法国人的自尊心和民族统一，双方也不至于诉诸武力。甚至在漂亮的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伺机挑衅时，爱德华还是长期忍耐，企图和平解决争端。

后来，巴黎国会竟宣布占领加斯科涅公国。腓力要求爱德华象征性地交出加斯科涅几个重要堡垒，承认他作为最高领主的合法权利，爱德华一一照办。可是腓力四世一旦得到这些要塞，便再也不肯放手。爱德华这时意识到，如不采取武力，他就会丢掉在法国的属地。

1294 年，爱德华一世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辅佐父王多年之后，自己执政也有二十多个春秋。同时，他周围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他失去了生长在卡斯蒂尔的爱妻埃莉诺和生长在普罗旺斯的母亲埃莉诺，长子和次子也不幸夭折。伯内尔已经不在人世。威尔士和苏格兰动乱迭起，反对势力呼声强烈，行动逼人。爱德华国王年迈孤独，疑虑重重，还要应付数不清的棘手问题。

1294 年 6 月，爱德华一世在伦敦向上文提到的“国会”解释了同法国人争吵的原因。他要进行战争的决定得到大会的同意。在比较正规的大会上，决定往往可以得到同意。

1296 年，教皇发表一项训令，禁止在未经教皇许可的情况下交纳任何附加税，教士因此更加感到无所适从。同年秋天在伯里圣埃德蒙兹召开的国会上，教士在新任大主教罗伯特·温奇尔西的领导下作出决定：他们无力捐助。爱德华恼羞成怒，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和封地。大主教以牙还牙，威胁说，有不服从教皇训令者，革除教籍。大家情绪激昂地相持一阵，最后心平气和了。教皇又发表一个新训令，撤销了他的过分要求。

爱德华当然更愿意同教会讲和，因为他遭到另一个方面的反抗。他在索尔兹伯里向贵族建议，他到佛兰德作战期间，贵族中间要留一些人在加斯科涅打仗，贵族反对。赫里福德的伯爵、英格兰统帅汉弗莱·德博汉和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格德副统帅说，他们必须跟随国王履行自己的世袭职责。这个借口是骗不了人的，两位伯爵对国王都有私怨，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意见代表了许多贵族的不满情绪，因为二十年来，国王不断削弱贵族的力量，以加强自己的权力。几十年前，他们曾经反对爱德华父亲，此时，他们再次起来抗拒的时机已经成熟。

爱德华并未马上理睬贵族的挑战，他在派人去赫里福德和诺福克两地补缺之后，继续加强战备，然后八月乘船去佛兰德。国王走后，反对派认为他们久待的良机已到，要求确认大宪章和派生出来的森林宪章的法律效力。这两个宪章是约翰被迫同意的条款的最后文本。 另外贵族还提出六个补充条款，根据这些宪章条款，以后如果未经全国同意，不得任意征税或要求援助；不许违背主任的意愿任意扣押玉米、羊毛等产品；必须恢复教俗人士过去的自由；对拒绝留在加斯科涅作战的两位及其支持者不应加以惩罚；主教必须在个子任职的大教堂宣读大宪章，对无视大宪章的人要革除其教籍。

同年秋天，这两位伯爵带领军队进入伦敦，要求接受这些建议。宫廷无力抵抗，只好让步，确认所有条款。十一月份，国王在根特予以批准，不过还是保留了国王在财政上的一些权利。

国王和反对势力都很重视这些令人惊奇的重大让步，贵族怀疑国王想用合法方式取消自己的诺言，因而几次在国会呼吁大家予以注意。1301 年 2 月，他们在林肯召集的国会上争论不休，威胁爱德华，爱德华只好再次郑重确认大宪章和附加条款。

通过这次危机，态度坚定的反对派确立了两条原则，这对后来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条，国王无权调动任何一个地区的封建军队。 这一限制敲响封建征兵制的丧钟，使后一个世纪的军队不可避免地实行契约雇用制。 第二条，国王未经同意不得以“紧急需要”为名征收赋税。 17 世纪以前的英格兰国王都想增加税收，无奈爱德华的让步开创了另一种先例，而且在国王受议会约束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一大步。

爱德华一世为全国利益进行统治，尊重法制，在这些方面，他胜过以前历代国王。可是，具有讽刺意味而使国王生气的是，他所强调的原则却成为反对他的工具。贵族没有诉诸战争，而是利用国王努力制定的一套法律规章来反对他。这样，他们的身份就不同了：他们不再作为封建贵族阶级的代表，而是作为全国反对派领袖说话。于是，国王再次被迫郑重宣布维护大宪章中确立的原则。鉴于最近滥用国王特权而制定的补救措施也写入宪章条款，使得这次让步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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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各代国王首先考虑在法兰西属地问题，忽略了在大不列颠岛上扩大版图，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他们偶尔也过问威尔士和苏格兰事务，但保卫边界的任务主要落在当地封建主的肩上。《巴黎条约》签订以后，在欧洲大陆的冒险活动暂缓 20-30 年，因此可以转身对付国内安全方面的迫切问题。

爱德华一世利用王室的全部力量在西部和北部进行民族扩张的第一位英格兰国王，他征服了威尔士独立地区，巩固了西部边界，朝着不列颠岛的统一迈出重要的第一步。

爱德华一世利用威尔士边界贵族在长期冲突中发展起来的一切当地力量，在海上和陆地发动了精心策划的血腥战争，不出几年，便征服了威尔士。他使用的军队主要是威尔士雇佣军，也有从加斯科涅调来的正规军，另外还有向附庸征集的一支军队，但能调动的并不多。他能粉碎历史悠久的布立吞人的顽强力量，主要不是依靠人多势众，而是靠可怕的冬季攻势。他颁布了《威尔士法规》，这个独立的小王国至此结束生命。卢埃林的威尔士领土统统并入爱德华的版图，分别划入安格尔西郡、卡那封郡、梅里奥尼思郡、卡迪根郡和卡马森郡。爱德华一世的儿子，出生在卡那封的爱德华，受封为英格兰第一位威尔士亲王。

在爱德华一世进行威尔士战争期间，英国军事制度由撒克逊时代和整个封建时代的短期服役制转变为长期雇佣制。我们知道，阿尔弗烈德大帝曾多次由于民军服役期满而吃尽苦头。四百年过去了，诺曼底人的封建社会仍然实行短期服役制。但靠这种办法怎么能连续进行 15 个月的战争呢？又怎么能够对欧洲大陆发动战争并坚持远征呢？所以几个朝代以来，不愿服役的贵族和喜欢收钱以雇佣常备军的君主，都喜欢采用交钱免除兵役的办法。在威尔士战争中，这两种制度兼施并用，但原有制度正在衰落。政府不再调集封建诸侯的军队，二世需要能够信赖的雇佣军，因此也就需要钱。

于此同时，在军事要素的天平中也发生了另一种变化。重甲骑兵曾取代罗马军团的整齐队形，但自从 5 世纪以来，他们也退出历史舞台，由普通人组成的新型步兵开始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步兵使用弓箭。

由于以上两种变革，威尔士战争打碎封建制度的物质基础。在精神方面，这个制度早已被效率高的行政管理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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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一世在位期间，英格兰和苏格兰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前，两个王国曾经和睦相处。

自亨利二世以来，英格兰国王一直声称自己对苏格兰有宗主权。其依据是，以前苏格兰历代国王承认撒克逊人的宗主地位。以精于法制而闻名的爱德华一世曾经就类似的事情为阿拉贡和安茹作过裁决，此时他毛遂自荐，要为苏格兰王位继承问题主持公道，得到许多人拥护。

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国家分裂，二王并存；二是打起内战，胜者为王。苏格兰人被迫请爱德华作出贡缎，严于法制的爱德华欣然同意，但有一个条件，苏格兰应该首先承认他的宗主地位，并交出苏格兰的一些城堡作为象征。后来，爱德华公正地行使了仲裁人的权利，抵制了苏格兰贵族分裂国家的阴谋，于 1292 年宣布约翰·巴利奥尔为继承人。

后来有人十分错误地抨击了这个正确的决定。苏格兰内部存在深刻矛盾，布鲁斯支持者力量强大，因而约翰·巴利奥尔必然成为爱德华的意中人和傀儡。他确立了自己对苏格兰的宗主地位，任命苏格兰的傀儡国王。但苏格兰的民族情绪却在法律壁垒后面日益高涨。苏格兰贵族被迫接受爱德华的决定，另一方面却成立由 12 名封建主组成的权利极大的委员会，以此控制约翰国王，维护苏格兰的权利。这样，爱德华懊恼地发现他面前的苏格兰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王国，其政府并未屈服，而是傲然自立，整个民族不但毫不顺从，而且同仇敌忾。

同时，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也向爱德华提出宗主权。爱德华是腓力的附庸，他桀骜不驯地保卫自己的封建利益，而在法律上，法国国王处于封建主的有利地位。况且，英格兰虽比苏格兰强大，而法国则比英格兰更强大。 这种在两条战线上的冲突，对英格兰国王的财政和军事力量造成很大压力。 在以后的日子里，爱德华南北受敌，因此只有征收重税一途。他奔走于佛兰德和爱尔兰低洼地区之间。他搜刮国内钱财，因为钱是最重要的。为了取得国会同意，他一让再让，因此处于萌芽时期的国会制获益匪浅。除了一些大封建主外，全国对他同苏格兰和法国的斗争都抱支持态度。全国一再满足他的要求，但并不甘愿承受这种沉重的负担。 英格兰的这位英明立法家、高明的理财家和行政改革家，出于无奈向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因而遭到反对，这使他的生活和名望都蒙上一层阴影。

为对抗爱德华，苏格兰和法国结成联盟。当时爱德华正在同法国交战，他认为苏格兰的结盟是敌对行动，便传令巴利奥尔到贝里克与他会晤。苏格兰贵族拒绝让他们的国王赴会，战火便从此燃烧。爱德华对苏格兰进行残酷打击，他率军进攻贝里克。贝里克是当时北方的贸易中心，已经享受一百年的和平生活，对这突如其来的进攻毫无准备。英格兰军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便摧毁了临时拼凑起来的防御力量。他们在城里焚烧抢掠，大肆杀人，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野蛮时代。没过几小时，贝里克就从欧洲贸易中心的宝座跌落下来，沦为今日依然可见的小海港。

这次恐怖行动镇压了苏格兰统治阶级的抵抗，珀思、斯特林和爱丁堡在爱德华大军面前屈服。在贝里克惨祸之后，爱德华转而采取仁慈宽宏的态度，欢迎并以各种手段促使苏格兰人归顺。巴利奥尔交出自己的王位，苏格兰被置于英格兰统治之下。但征服者像在威尔士那样，不仅加强外族统治，还推行他们的法制，二者都不得人心。

苏格兰统治阶级败绩昭然，爱德华可能会自我安慰，认为大功告成，其实这仅仅是开始。人们常说，贞德是第一个在西方举起民族主义旗帜的人，但在她之前一百多年，就有一位逃亡的骑士从苏格兰南部的避难所出来，他体现了苏格兰的民族精神，领导苏格兰民族走向胜利。他就是威廉·华莱士。

爱德华一世在法国作战有胜有败，还常常接到报告说，苏格兰局势不断受到破坏，而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那里比较平静。华莱士得到本民族的支持，他在这基础上发挥自己超群的军事才能。

尽管当时国家十分贫困，统治手段落后，他却能吧一群散漫而勇敢的人组成一直英勇无畏的军队。 这支军队建制比较特殊，五人一组，十人一班，二十人一排，逐级而上，直至千人，各级均有一名长官。 根据规定，凡违反任何一级长官之命者，均以死罪论处。

爱德华无力对苏格兰和法国同时作战，他同法兰西国王进行一系列谈判，实行多次停火，最后于 1303 年缔结《巴黎条约》。正式的和平拖延了几年才得以实现，实际上，1294 年爱德华一世于腓力的妹妹、青春年少的玛格丽特公主订婚，爱德华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生于卡那封的爱德华与腓力的女儿伊莎贝拉订婚，这两件婚事就已促成了和局。两国王室的双重联姻使英法战争于 1297 年宣告结束。不过，由于教皇从中作梗，爱德华的婚姻以及和平直到 1299 年才最好正式确认。

通过外交上的这些调解，从 1297 年底开始，爱德华一世开始全力对付苏格兰。华莱士此时已是苏格兰的统治者。爱德华一世在 1298 年亲自指挥福尔柯克战斗。华莱士的军队已经进一步壮大，他采取守势迎敌。他没有骑兵，没有弓弩手，但对长矛兵的坚固的圆阵充满信心。打头阵的英格兰铁甲骑兵在长矛兵的迎击下败退下来，伤亡甚众。这时，爱德华将威尔士弓弩手调上阵来，安插在二线骑兵中间，集中射击苏格兰圆阵的某些环节。苏格兰死伤过半，英格兰骑兵踏着尸体打入缺口，阵线一旦冲破，长矛兵便立即遭到无情砍杀，一直被追杀到森林深处。

苏格兰人不可征服。到了 1305 年，华莱士才被俘获，押往威斯敏斯特宫受审。他被吊死在泰伯思绞刑架（位于伦敦牛津西端，1196 年开始使用，直到 1783 年刑场易地为止）上，并且被剖腹分尸。但苏格兰战争就像一位编年史家所说的那样，“冬去春来，周而复始”。罗伯特·布鲁斯即将接过华莱士手中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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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一世在晚年似乎是个孤独暴躁的老人。他身边的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而他对他们既不熟悉，又无同情心。玛格丽特王后还很年轻，简直可以做国王的女儿，她常常站在继子女一边，反对国王。几乎无人敢于反抗老国王，但在家庭里却得不到敬爱。

曾经在 1290 年要求继承王位的罗伯特·布鲁斯有个孙子，也叫罗伯特·布鲁斯。小布鲁斯靠他生来就有的权利和艰苦的斗争赢得统治地位。在他的领导下，苏格兰人又拉开战幕。他在边镇邓弗里斯的神圣教堂会见了代表英格兰利益的苏格兰人首领。两位首领单独密谈，过了一会，布鲁斯一人走了出来，对他随从说：“不知我是否确实杀死了红科明。”

爱德华年事已高，但意志并未衰退，他在温切斯特宫中听到布鲁斯在斯科尼加冕登基的消息后，顿时怒不可遏。1306 年夏，他发动一次战役，打败了布鲁斯，兵败后他逃到安特里姆附近的拉斯林岛。

翌年春，布鲁斯回到苏格兰。爱德华一世已经重病缠身，不能步行，只能乘坐肩舆讨伐，最终死于行军途中。他在垂危之际还念念不忘苏格兰和圣地，谆谆嘱咐他的儿子把他的遗骨装在车里，随军讨伐苏格兰，另外再派一百名骑士带他的心脏到巴勒斯坦帮助收复圣地，但他那无能的继承人没有执行他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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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一世是英国法制形成时期的最后一位伟大人物。他颁布那些法规解决了社会秩序问题，确定了封建领主法庭的权限，制止了法官确定的法律任意发展，制定到 19 世纪中叶仍然有效的财产法基本原则。这些立法活动为习惯法的应用范围划出必要的界限，在不违反习惯法的主要原则的前提下，确定了它的最后形式。

在政体方面，爱德华一世同样作出不朽贡献。他使一些贵族和郡市代表组成的国会成为国王的伙伴，以取代旧时的大佃主法庭。到他统治末期，这一制度已经得到巩固。爱德华刚继位时，他父亲在位期间的尝试可能会带来任何一种后果，也可能会带来任何一种后果，也可能会毫无痕迹地消失，可到他统治末期，这个制度已经成为英格兰的一种习惯和传统。

在政体方面也有潜在的严重问题，国会权力和国王权力之间的界线很不明确。 虽然当时很快就确认，国王只能通过国会颁布、废除法规，但国会尚处幼年阶段，国王仍起主导作用，因此必须继续掌握多种界限还不明确的权力。

枢密院根据国王一人的命令所颁布的法令是否也有法律效力？国王在某些情况下会不会以社会利益或王室利益为借口践踏某项法令？国王和国会权力冲突时，谁作出公断？随着国会制度的发展，这些问题必然陆续提出。

历史介绍爱德华二世对盖茅屋，挖沟和其他实用技术的兴趣。他喜欢划船、游泳和洗澡，不拘礼节地同谋臣来往。他的统治尽管薄弱，但从长远来看却有助于加强英国力量。

由于国会尚未占统治地位，国王法庭似乎是行使统治权力的中心。爱德华一世死后，贵族控制了这个由强大贵族和能干的宫廷官员组成的权力机构，成立了一个代表贵族和教士利益的委员会，叫“立法院”。这些新统治者仍然面临苏格兰合法法国的问题，但他们把矛头首先指向国王宠臣皮尔斯·加维斯顿。他是个漂亮的加斯科涅小伙子，受国王完全信任，而他对国王百般顺从，对朋友的自命不凡则丝毫不能容忍。

贵族群起攻击皮尔斯·加维斯顿，爱德华二世和加维斯顿则骚扰苏格兰人，企图转移贵族视线，结果没有成功。1311 年，加维斯顿被流放到佛兰德。后来，他无视“立法院”决定，又回到英格兰。由于“立法院”逼迫，他逃到北方避难。为追捕他，“立法院”不是诉诸战争，而是尽力建立自己的权威，占领城堡，控制法庭，并向军队发布命令，全部得到执行。

加维斯顿被困在斯卡巴勒城堡，不得已同敌人讲和。“立法院”贵族同意留他性命，但要把他监护起来。“立法院”重要成员沃里克伯爵在达成斯卡巴勒协议时不在场，他带领其他贵族破坏了协议，在牛津郡的德丁顿打垮了警卫队，抢走了加维斯顿，在沃里克附近的布莱克洛山砍掉了他的头。

尽管“立法院”取得这些胜利，王权还很强大，爱德华二世仍然控制着政府，只受到“立法院”的一些限制而已。同法国的纠纷和苏格兰的战争仍然继续，为挽回在国内的挫折，爱德华二世决意征服苏格兰，英格兰全部军队都调动了起来。

1314 年夏，一支强大的军队渡过特威德河，在爱德华二世有名无实而又令人无所适从的指挥下，向苏格兰军队所在地挺进。英格兰大军有 25000 人，其中至少有 3000 名全副盔甲的骑士和重甲骑兵。征集如此庞大的军队很不容易，要保证他们的给养则更加困难。苏格兰新保卫者罗伯特·布鲁斯面临英格兰报复。

苏格兰军队约 10000 人，还像福尔克大战那样，主要是长矛兵。布鲁斯感到尽管长矛兵十分坚强，但他们在遇到弓箭手和铁甲骑兵的轮番进攻时，还是难以招架。于是他预先采取了三条措施，显示出自己的军事才能。

首先，他在选择阵地时，选中了两侧有茂密森林作为屏障的地形；其次，他在阵地前沿挖了许多小圆坑，上面用树枝和草皮掩盖，以对付骑兵冲锋（后来，弓箭兵在克雷斯战斗中也采用这种办法）；第三，他把人数不多而训练有素的骑士队伍留在身边作为机动部队，准备对付企图侧翼发动进攻的敌军弓箭兵。

英格兰军队非常庞大，后队向先头部队靠拢需要三天时间，而能布阵的空地只有两千码（1828.8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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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无休止的权力之争有了新格局，在宫廷长期任职的官员掌握着日益扩大的势力，有时甚至颇有权威。当国王控制在他们手中或者国王的政策和个性不能压服他们的时候，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因此也更加有害。

封建贵族已经成功打击了王权，他们此时认为，宫廷官员是他们的绊脚石，但对日益扩展的国家生活显然是必不可少的人物。 他们的行动趋势是要控制宝贵的官僚机器，在 14 世纪的那些年代里，他们设法获得宫廷主要官员或监督任命这批官员的权力。

“立法院”控制了国王法庭，可不久就发现，还有许多重要权力不在它手中。当时，国王不仅有名义上的统治权，而且还有实际统治权。国王署名、文件上的玉玺印记或某官员签发的令状，都是法庭作出裁决、军队出击和侩子手行刑的依据。

爱德华被废黜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他未能行使统治国家的使命。在执政初期，他给予宫廷官员过大的权力。 “立法院”认为，统治大权已经从国王法庭落入“内政院”的 宫廷集团之手。 国王依靠由他的宠臣和不可缺少的官员组成的内政院，处理各种问题。在这个小集团之外，粗暴傲慢而实力雄厚的贵族在四处窥探，企图伺机多得一些权力。

最高统治权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实为古今之必然，否则便无所谓统治权了。

爱德华一世的侄子托马斯·兰开斯特是贵族反对势力的领袖。他带领贵族将加维斯顿迫害致死，虽未直接策划，却从此受到爱德华二世的极端仇视。在班诺克本河畔惨败之后，爱德华二世落入托马斯和其他立法院成员的控制之下。托马斯一时成为英国的首要人物。

不出几年，立法院的稳健派对兰开斯特的无能和政府的虚弱状态非常反感。他们和保皇派联合起来，把他赶下权力的宝座。这股以彭布罗克伯爵为首的中间势力的胜利并未博得国王的欢心。彭布罗克伯爵和他的朋友努力加强现有法令效力，并对宫廷机构作了重大改革，企图比兰开斯特干得出色。

爱德华开始建立保皇势力，首领是德斯彭索父子，名字都叫休。他们是贵族，领有威尔士边界地区。由于有幸和克莱尔家族联姻以及博得国王的宠爱，他们在贵族嫉妒眼光中踏入权力中心。他们私心膨胀，而且国王队小德斯彭索百般宠爱。

因为他们在威尔士南部野心勃勃，盛气凌人，搅得四邻不安。1321 年，威尔士边界地区的贵族和兰开斯特集团携手，企图赶走德斯彭索父子。爱德华立即将他们召回，首次表现出当机立断的能力。他以迅速的行动，首先打败边界地区的贵族，翌年在约克郡的博罗布里奇粉碎以兰开斯特为首的北方贵族力量，将兰开斯特斩首。

德斯彭索父子和爱德华二世似乎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但一场悲剧即将发生。边界地区的贵族罗杰·莫蒂默被国王俘虏后，设法逃到法国。1224 年，法王查理四世乘加斯科涅发生内部纠纷之机夺取这个公国，只有沿海的狭长地带未能到手。

爱德华二世的妻子，人称“法国母狼”的伊萨贝拉，看到爱德华二世宠幸休·德斯彭索，怒火中烧，便托辞要到法国同她哥哥查理谈判，争取收复加斯科涅公国。她到法国后，同莫蒂默结成盟友，并成为他的情人。她把她儿子爱德华王子从英格兰接到法国，要他代表加斯科涅向法王表示效忠。

这位 14 岁的王子是王位继承人，把他抓在手里，就可以使反对爱德华的活动合法化。爱德华二世的政府不得人心，摇摇欲坠，所以伊萨贝拉不久即获全胜。胜利后，她和莫蒂默胆子更大，企图废黜他，结果引起一场大屠杀。

英格兰政府的重要人物个个难逃厄运，德斯彭索父子也遭到逮捕，双双上了绞刑架。爱德华二世死得更惨，他囚居伯克利城堡，在那里被人以骇人听闻的方法杀死。当炽热的铁条插入他的腹腔烧焦肠子的时候，惨叫声传到监狱之外，回荡空际，久久不绝。

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的败绩对不列颠岛的统一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班诺克本河畔之役使武力合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可能性成为泡影。在爱尔兰海彼岸，在撒克逊-诺曼底的统治下建立巩固的爱尔兰的设想也不过使一枕黄粱。残酷的苏格兰战争在不列颠南北之间造成的隔阂，几百年之后也无法消除。

从 1296 年爱德华一世进攻贝里克时起，军事斗争在 27 年里连续不断。到了 1323 年，罗伯特·布鲁斯终于同爱德华二世讲和。即使在讲和之时，布鲁斯的苏格兰国王地位也没有得到正式承认。他在爱德华二世死后，于 1328 年签署《北安普敦条约》，国王的头衔和国家的完全独立地位才获得承认。一年以后，布鲁斯离开了人世。

布鲁斯的崇高威望及其随从的忠诚所起到的作用，相当于把英格兰统一起来的制度和传统所产生的力量。他死后，王位传给年仅 6 岁的儿子戴维二世，使苏格兰又在另一个年幼的君主统治下备受灾难的折磨。苏格兰的王权常常受到平原地区贵族和高原地带首领的威胁，此外还有其他不利因素。

“红”科明的亲戚从来没有忘记布鲁斯杀害科明之仇，一直企图进行报复。曾经支持巴利奥尔的贵族均被布鲁斯追随者剥夺了他们的领地，所以一直梦想在英格兰人的支持下收复这些领地。

戴维二世在位 42 年，其中有 18 年是在国外度过的。在他的代理人同巴利奥尔派进行长期战争期间，他在法国避难。回国后，他丝毫没有显示出他父亲的才能。他对法国的忠诚促使他入侵英格兰。1346 年，他在达勒姆郡的内维尔克洛斯战败被俘，在狱中度过 11 年，后被赎出狱。为了这笔钱，苏格兰被搜刮一空。

继承戴维二世的是他的侄子皇廷总监罗伯特，从他开始，以后几代国王就没有多少名望了。

许多世代以来，斯图亚特家族的人一直担任皇廷总监这个世袭官职，他们的族姓就是根据“总监”二字的谐音得来的。他们的王位继承权是合法的，但他们没有博得苏格兰人专一的忠诚。斯图亚特王朝最初的两代国王是罗伯特二世和罗伯特三世，继位时都是性格软弱的老年人。国事主要掌握在把持政务会和分散在各领地的权贵手里。在十四世纪的其余年代和十五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苏格兰四分五裂，不会对英格兰构成威胁，对她的多年盟友法国也不会有多少帮助。获得统一的英格兰在英法战争之后本可以乘虚直入苏格兰，无奈在 15 世纪中叶已被玫瑰战争拖得疲惫不堪。

两国的王位合二而一显然是恰当的解决方法。可是英格兰在几代国王的统治期间未能以武力实现统一，苏格兰人的自豪感又振奋起来，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优秀苏格兰人的标志就是仇视英格兰。心怀不满的贵族可能会接受英格兰的帮助和金钱，普通百姓却坚决不向任何形式的英国统治低头。苏格兰人由于取得班诺克本河畔战役的胜利，以后在英格兰人面前尽管屡遭失败，却并不绝望，更不考虑投降。

王位再次传给一个幼童，年仅 7 岁的詹姆斯二世。在詹姆斯二世幼年时期，苏格兰不可避免地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他长大以后，成为颇得人心的有力统治者。他能达到这个地步，确实需要一番才能，因为布鲁斯的忠实骑士“黑”道格拉斯的后代已经十分强大，对国王构成严重威胁。由于从巴利奥尔的支持者手中没收许多领地，“黑”道格拉斯家族控制着苏格兰西南部，东部的辽阔地区由他们的亲戚“红”道格拉斯家族统领。他们还巧妙地利用他们同北方部族和盟邦的友好关系。更主要的是，他们为自己提出继承王位的要求，而且得到一些人承认。

一百多年以来，道格拉斯家族是苏格兰的重要保卫者之一。它的一名成员是奥特本（英格兰诺森伯兰的一个村子，1388 年苏格兰军队在道格拉斯伯爵指挥下，在村外半英里处打败了英格兰军队）战斗中的英雄，一直为切维蔡斯歌谣所传诵。他们不断在国内和与之联系的英格兰宫廷策划阴谋，因此激怒了血气方刚的国王。

1452 年，年仅 21 岁的詹姆斯国王将“黑”道格拉斯请到斯特林。道格拉斯得到安全返回的保证，前往赴约。詹姆斯国王一气之下亲手刺伤了他，国王的侍从随后结果了他的性命。然后，杀死道格拉斯并不能消灭这个家族，国王受到道格拉斯弟弟和亲戚的进攻。直到 1455 年，詹姆斯才取得最后胜利，他烧毁道格拉斯家族的城堡，洗劫他们的领地，将这个家族主要人物赶过英格兰边界。他们在英格兰生活多年，在英格兰国王的支持下策划一系列阴谋，使斯图亚特王朝不得安宁。

詹姆斯二世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可是斯图亚特王朝好景不长。1460 年，詹姆斯乘英格兰发生内战之机包围了被英格兰占据的罗克斯巴勒城堡。他对大炮和火器有着特殊兴趣，在视察一门旧式攻城炮时，这门炮突然爆炸，他被一块飞起的碎片击中毙命，时年 30 岁。

年仅 9 岁的詹姆斯三世继承王位，他是一百年里第四位幼年登基的苏格兰君主。他长大以后作风平易近人，酷爱音乐，对建筑也感兴趣，但他没有前两代国王那样的治世之才。他执政时间较长，一直延续到都铎王朝。在他统治期间，政局动荡，内战迭起。他同丹麦国王的女儿结婚时，从嫁妆中得到了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使苏格兰版图成为圆形，这是他最明显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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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运用政治手腕在苏格兰造成的分裂局面，由于苏格兰君主的不幸遭遇而历久不变，然而它并不是苏格兰虚弱不堪的唯一根源。 苏格兰有不同的民族、语言和文化，高原地区和平原地区并非只有地理上的差别。

平原地区是封建世界的一部分，除了西南部的盖洛韦之外，普遍讲英语；高原地区的社会制度比封建制度还要原始。在平原地区，苏格兰国王是大封建主，而在高原地区，他只不过是松散的部落联盟的首领。由于同撒克逊-诺曼底的贵族和古代的克尔特国王有血缘关系，他显然受益不小。毫无疑问，布鲁斯家族是阿尔弗烈德大王的后裔，也是九世纪苏格兰的第一个国王肯尼思·麦卡尔平的后裔。斯图亚特王室成员比较令人信服地宣称，他们是与麦克白同时代的班科的后代。

在爱尔兰的英雄传奇中，这些王孙的谱系一直上溯到克尔特人时代，古代的神圣光彩为这些王孙添增无限光辉。即使在那些缺乏顺从和忠君精神的时代，对于高原地区或平原地区的所有苏格兰人来说，国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他受到普遍的崇敬。此外，凡是和王族有血统关系的人，即使行为不轨，也可以获得宽恕。

不过，这种崇敬并不是有效的统治工具。苏格兰领地制度没有像英格兰国会那样为各阶级的联合提供条件。在法律上和实际生活中，苏格兰封建主的权力远远超过英格兰封建主。国王的司法权只能管辖苏格兰一小部分地区，他的许多法官不是封建制度的有力对手。当时还没有相当于英格兰地方法官的职务，更没有金雀花王朝在艾尔的那种高级法官职务。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封建法律本身也在同原始的部落法进行斗争。高原地区首领的领地和权力在形式上可能属于国王，所以他们也许会成为封建大佃主，但实际上他们拥有权威是由于部族民众的忠心拥戴。 像戈登大家族那样的高原部族首领，也是附近平原地区的封建主。 在西部地区，刚刚崛起的坎贝尔家族根据需要扮演双重角色，他们将在后面发挥重大影响。

同时，在二百多年的政治动荡中，苏格兰农民和节俭的市民一直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形成国内真正强大的力量，尽管他们的领主或主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教会努力修补各方势力之间的裂痕，许多优秀的主教和牧师使中世纪苏格兰绽放出夺目光彩。 15 世纪，苏格兰建立圣安德鲁、格拉斯哥和阿伯丁三所大学，而英格兰直到 19 世纪才有两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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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爱尔兰一直使研究英语民族史的人们迷惑不解。爱尔兰位于不列颠岛西部，这里有欧洲最早的基督教团体。当野蛮的日耳曼人在英格兰肆意横行时，这里已经有传教活动和修士的学术活动。可是爱尔兰直到 12 世纪才发展起具有约束力的封建国家体制，而这种体制在其他地方已经开始逐渐得到发展。

一些部族的族长控制着一个讲盖尔语的乡村公国联邦，他们自称为这些公国的“国王”。在他们之上有“最高国王”，他住在塔拉。塔拉不是都城，而是一座圣山，上面有远古时代的工事。到公元 1000 年为止，“最高国王”一般是北方强大的奥尼尔家族的成员。 “最高国王”没有真正的中央权力，只是为家族争端作最后裁决，爱尔兰也没有可以作为行政权力中心的城镇。

爱尔兰在遭受英格兰长期干涉的惨痛历史之前，已经受过斯堪的纳维亚入侵的打击和折磨。虽然北欧人把它劫掠一空，破坏它的传统和习俗，但爱尔兰还是爱尔兰。北欧人首先建立了都柏林、沃特福德、利默里克和科克等城镇。

自从伟大的布莱恩·博勒废除奥尼尔家族最高国王继承权以后，最高国王的地位便引起争议。1014 年，布莱恩·博勒在克朗诺夫战斗中打败了丹麦人，自己也不幸身亡。有些歌谣对他表达了无限哀思。150 年后，他的继承人伦斯特国王由于斗争失败逃到阿基坦，在亨利二世宫中避难。他获准在亨利的撒克逊-诺曼底骑士中招兵买马，这个决定影响到爱尔兰命运。

1169 年，第一批撒克逊-诺曼底人侵入爱尔兰。侵略者中有许多诺曼底人，也有许多威尔士人，讲法语的人是首领，威尔士人则是小卒。他们的统帅是号称“强弓”的彭布罗克伯爵理查德·德·克莱尔。甚至现在，从许多普通爱尔兰人的名字中仍可看出，他们是威尔士血统。首领中也有佛兰德人，但所有首领都是统治西欧的高级封建社会的代表者，这个社会已经征服了从威尔士到叙利亚的广大地区。

从军事技术方面，爱尔兰人无法与后来者相匹敌。“强弓”与伦斯特国王的女儿结婚之后，也许能像征服者威廉在英格兰、罗杰在西西里和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那样建立起新的爱尔兰封建王国。可是，“强弓”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也不知道他的君主、警觉的亨利二世会抱什么态度，于是他把征服的地区献给亨利国王。

1171 年，亨利二世到他这块新属地稍事停留，接受新附庸的朝拜。教皇在大权逐渐恢复之后，对爱尔兰教会的长期独立地位一直感到不满。1155 年，教皇发表训令，把统治爱尔兰的权力授于英格兰国王。当时教皇是艾德里安四世，他是英格兰人，也是担任教皇的唯一英格兰人，因此他的决定无论从宗教利益还是从实际利益的角度看，都不足为奇。怎奈领有英格兰以及法国大部分地区的君主无暇顾及爱尔兰事务，把它路给人们称为“征服者”的诺曼底冒险家去处理。这时后来世人常见的手法。

在亨利二世巡视爱尔兰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撒克逊-诺曼底人的扩张达到顶点，爱尔兰大部分地区处于入侵骑士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些骑士有菲茨杰拉德家族的祖先——温泽的杰拉尔德。这个家族的分支有基德尔伯爵的世代爵位和其他许多地区的爵位，将长期统治爱尔兰中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骑士中海油著名英格兰国务大臣的弟弟和北爱尔兰伯爵的祖先威廉·德·伯格，也有约翰国王的男管家西奥博尔德·沃尔特，他是奥尔蒙德的巴特勒大家族的奠基人。

不过，在爱尔兰没有统一的殖民拓居活动。在北欧人建立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城镇里，英格兰确立起自己的权威，国王的令状在都柏林周围许多地区畅通无阻。首都周围的这些地区以“栅栏”著称，意即防护圈，外边是封建诸侯的势力范围，再远就是尚未征服的爱尔兰西部未开化地区。

爱尔兰居住着两个民族，之间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13 世纪末，爱尔兰产生了国会，两个民族的矛盾进一步深化。 国会里没有爱尔兰当地人，它只是爱尔兰的英格兰人国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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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克逊-诺曼底人入侵后没过几代人的时间，爱尔兰的酋长们就从新的军事技术的冲击下清醒过来。他们雇佣外国人帮助作战，起初主要雇佣苏格兰西方群岛的北欧-克尔特人。这些雇佣军是可怕的“盖洛格拉斯”，“盖洛格拉斯”在爱尔兰语中是“外国走卒”之意。在这些手持战斧的凶猛斗士支持下，酋长们为盖尔语民族夺回了爱尔兰大片土地，如果不发生内讧，收复的失地可能更多。

在此期间，爱尔兰许多撒克逊-诺曼底贵族在精神上发生了变化。这些大封建主常常向往盖尔族酋长那种独立地位。他们也可以是英格兰国王的臣民，或者像他们新结交的克尔特盟友那样，成为独霸一方的诸侯。他们常常与这些新盟友联姻。

英格兰再也没有人移居爱尔兰，只有一些英格兰领主与爱尔兰的一些女继承人结婚，可婚后也不住在爱尔兰。 英格兰-爱尔兰贵族阶级渐渐产生。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自己所居住的地区同化，并同爱尔兰的盖尔族农民一样，对伦敦的统治很不耐烦。

假如英格兰国王经常巡视爱尔兰，活着定期派遣亲王驻守那里，这两个国家就会紧密而体面地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每当英格兰国王强大的时候，英格兰法律就得到加强，否则就会造成克尔特人距地争雄的混乱局面。约翰国王两次心血来潮地前往爱尔兰，将争斗不休的诺曼底贵族和爱尔兰酋长置于他的监护之下。爱德华一世没有到过爱尔兰，但当时英格兰在那里的权威却不断加强。以后，盖尔人又复兴起来，苏格兰人的光辉榜样对他们起了作用。

班诺克本河畔大战的胜利者的兄弟爱德华·布鲁斯，应爱尔兰酋长中的亲戚的邀请，率领一支久经沙场的苏格兰军队到达爱尔兰。1316 年，他加冕为爱尔兰国王。可是，胜利犹如过眼云烟，尽管有兄弟布鲁斯援助，却终究不免在敦达尔科战败身亡。

爱尔兰在一个苏格兰人王朝的统治下也无法摆脱英王的控制，未能独立。但英格兰在军事上的胜利并不等于它在法律、习俗和语言方面的胜利。盖尔人反抗日益加剧，北爱尔兰的奥尼尔家族逐渐控制了蒂龙。北爱尔兰的德·伯格伯爵封号于 1333 年在一个小姑娘手中中断，北爱尔兰和康诺特的封建制度至此被公开抛弃。根据封建法律，她继承了前人的一切，并受国王监护，应该嫁给他所指定的人。实际上她嫁给了爱德华三世的次子、克拉伦斯的莱昂内尔。可克尔特法律规定，妇女不能继承酋长地位。于是，德·伯格家族幼支的主要男子便“成了爱尔兰人”，夺取可以继承的一切，将族名改为伯克，或者以该族的祖宗命名，叫麦克威廉家族。

他们公然无视北爱尔兰和康诺特政府。在西部的省份，法语和爱尔兰语并用，只是不用英语，英格兰权威在这些边远地区荡然无存。

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百端废弛的外表下，英格兰的力量却日渐强大，国家日趋繁荣，贵族之间的宿怨和仇恨没有加深，软弱国王的浮华恶习有所收敛。此时，英格兰人掌握了一种先进的武器——大弓。由训练有素的弓箭手使用这种大弓，使战场上增加了大陆国家所没有的一种辅助士兵。在英格兰军队中，盔甲骑士和大弓箭手的作用可以等量齐观。

这种大弓威力和射手技巧得到高度发展，最好的铠甲也无济于事。在二百五十码距离万箭齐发的威力，是美国南北战争以前在同等距离内任何步兵投射武器所望尘莫及的。熟练的弓箭手是职业军人，理所当然领取较高的军饷。

他们奔赴战场时常常骑矮种马，但总用较大的车辆拉着生活用品和箭矢。他们还带着粗大的铁头尖桩，这种尖桩插在地上，对冲来的战马是致命的障碍。在尖桩后面，列成疏散队形的大弓箭手可以接连不断地迅速射出强有力的箭矢，消灭冲来的骑兵。此外，弓箭手在各种战斗和巡逻中能够在战争史公认的安全距离之外射到敌人。

大陆国家，尤其是法国，对这一切一无所知。长期以来，法国的铠甲骑士和重甲骑兵一直在战争中发挥优势，跟随他们的步兵视为最低级的辅助兵种。军事特权阶级凭借自己武力和技术出现在社会上，而大弓的产生必然推翻他们所依靠的武力和技术。

两位爱德华国王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山区进行长期战争，使英格兰军队受到沉重打击。欧洲大陆的武士也常常遭受这种打击，但他们既没有发现也没有透露这支新军队的秘密。接近 14 世纪中叶，英格兰开始以充满优越感的眼光看待欧洲大陆。

爱德华三世的统治经历几个重要阶段。在他弱冠之年，国务由他的母后及其情人罗杰·莫蒂默掌握，靠残酷的屠杀建立起来的这个政府，只代表贵族中的一派。人们指责它在国内外均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在将近 4 年统治期间，它对法国和苏格兰都作出了让步并放弃自己利益。为推行这种政策，可以从和平及审慎的角度提出许多似乎正确的理由。他们一再放弃英格兰利益，以支付自己的生活费用。

1327 年 3 月，他们和法国签署一项条约，其中规定英格兰交纳战争赔款，并把英格兰在法兰西的属地缩小为从圣东日的桑特、波尔多到巴荣纳的一条狭长地带，加斯科涅也只剩内地一块不设防的飞地属于英格兰。

1328 年 5 月，他们又签署一项条约，当时人们称之为“北安普敦耻辱条约”。条约承认布鲁斯为苏格兰国王，以特威德河为两国边界，并含蓄地放弃爱德华一世在苏格兰获得的一切权利。

这些事件在全国引起公愤，即令如此，倘若莫蒂默不同贵族发生冲突，他的政权也许会多维持一段时间。德斯彭索父子死后，莫蒂默为慎重起见，占据他们曾经统治的威尔士边界的有利地区，在那里他可以行使适合边界地区的特殊统治权。这一行动和他的显赫权势招致不久以前受他领导的贵族的嫉妒。

为使自己的地位永保无虞，他在 1328 年 10 月于索尔兹伯里召开的国会上，谋求在已有的威尔士终身大法官职务外，另得边界伯爵的头衔。他在武装扈从的保护下来到可贵族中许多重要人物却没有到会，国王的表兄弟、被处死的托马斯之子、兰开斯特伯爵亨利反而在伦敦唱起了对台戏。于是莫蒂默带着年少的国王从索尔兹伯里出发，去蹂躏兰开斯特伯爵领地，在混乱的局势中，他平定了叛乱。

贵族内部四分五裂，显然无力推翻征服。然而，莫蒂默自己铸成了大错。1330 年，爱德华三世的叔叔肯特伯爵误信谣言，以为爱德华二世没死，便设法救他，可是没有成功，伯爵本人于同年三月被处死。经过这次时间，兰开斯特的亨利和其他重要人物认为莫蒂默下一步可能要向他们开刀了。他们决定和爱德华三世一起先发制人。

1329 年，爱德华三世 17 岁，已经和埃诺的菲利帕结婚。次年六月，爱德华得一子，因此感到自己已经成人，应该亲理朝政。但莫蒂默和太后仍然掌握着实权。10 月在诺丁汉召开国会，莫蒂默和伊莎贝拉住在城堡里，由重兵守护。有一条暗道直通城堡中心，而莫蒂默和伊莎贝拉对城堡里的秘密机关一无所知。在 10 月的一个晚上，一小批勇士进入暗道，出现来莫蒂默的寝室，将他抓获。他的伊莎贝拉的寝室照例是挨着的。袭击者把莫蒂默和伊莎贝拉从地下通道拖走，交给国王的军官。

莫蒂默被解到伦敦，受到贵族审判，被控犯有伯克利城堡谋杀罪（即杀害爱德华二世的罪行）和其他罪行，经贵族们判决后，于 11 月 19 日上了绞刑架。伊莎贝拉被她的儿子处以终身监禁，关在诺福克的赖辛城堡，每年三千镑生活费。爱德华定期去看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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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王的指导原则是恢复他祖父的政策、权力和荣耀。同苏格兰的斗争又开始了。自班诺克本河畔战斗以来，罗伯特·布鲁斯在北方的统治从未遇到任何挑战。他取得胜利之后，便毫不留情地迫害并驱逐对立派的追随者。约翰·巴利奥尔的儿子爱德华是爱德华一世指定的苏格兰王位继承人，他也流落到英格兰宫廷避难，英格兰宫廷将他保护起来，像后来路易十四保护那些用户英王詹姆斯二世的流亡者一样。

像布鲁斯和巴利奥尔之间深刻的矛盾必然造成严重的创伤。1329 年，布鲁斯死后苏格兰的大人物希望时来运转，流亡者或照当时的说法叫做“被剥夺继承权的人”不断在国内策划起事，并一再对英格兰政府施加压力。

1332 年，他们加紧进行重新控制苏格兰的活动。爱德华·巴利奥尔把自己的追随者集中起来，在爱德华三世的暗地支持下，从雷文斯珀乘船到法夫郡的金霍恩，从那里向珀思进军，在杜普林穆尔打败了幼主戴维的摄政王。许多苏格兰贵族纷纷归顺巴利奥尔，他在斯科尼加冕为王。

此后没过两个月，他和他的支持者就被赶到英格兰。爱德华三世此时可以向巴利奥尔提出任何条件，巴利奥尔承认他为自己的君主，答应割让贝里克郡。1333 年，爱德华三世率兵包围贝里克，在哈利敦山击溃苏格兰人。这次战斗和班诺克本河畔大战情形大不相同，大弓发挥了威力，苏格兰人圆阵被彻底粉碎。流亡者又在苏格兰暂时建立他们的统治，为此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巴利奥尔不得不把苏格兰东南部所有地区让给英格兰国王。在索取这些土地时，爱德华三世未免过分，弄巧成拙。苏格兰无人不知他拆了巴利奥尔的台。当时，布鲁斯后代和支持者正在法国避难。苏格兰和法国的联系以及法国王室对苏格兰人的不断援助，在敌视苏格兰的英格兰激起了深刻仇恨。于是英格兰把对苏格兰战争的矛头转向法国佛兰德地区。

一些新的不满情绪为一场冲突提供重要的基础。出加斯科涅外，英格兰失掉了在法国的全部属地。加斯科涅边界不断发生摩擦，自约翰王以来，英格兰人对此一直抱着容忍的态度。各代英格兰国王曾为他们在法国的属地向巴黎表示效忠，而这些属地大部分早被剥夺。查理四世在 1328 年逝世后，没有直系继承人，因此引起新的问题。瓦卢瓦家族的腓力登上王位，要求爱德华三世表示效忠。爱德华抗命不从，如果母系权利确实有效的话，爱德华三世根据母亲的血统，也会多少有些继承法国王位的权利。后来，爱德华在英格兰教俗贵族和平民的赞许和建议下，剔除获得继承权的要求，以配合他的军事行动。

爱德华三世对国内政治的关心，远不如他对海外冒险和角逐的兴趣。他上台伊始就意识到把永不宁静的贵族从国内的互相倾轧引向对外战争，可以促进他们的团结，这时大有裨益的。这个方针也符合臣民的要求。约翰国王和亨利三世在欧洲大陆进行的战争引起国王同贵族和百姓之间在人力和金钱问题上的长期斗争。当时人们认为，在大陆战争主要是国王利益所在，他关心自己的海外属地和权利。而此刻，国内各阶级却热烈地渴望征服海外地区，爱德华三世无须请求国会支持他远征法国，因为权贵、商贾和平民都敦促他采取行动。

1336 年，爱德华在群臣谏议之下进行了反击。他下令禁运英格兰羊毛，给尼德兰造成严重危机，尼德兰城镇居民起来反对封建贵族，他们在根特地方好斗的商人范·阿特维尔德的带领下，经过残酷斗争，控制了尼德兰大部分地区。获胜的城镇居民担心贵族和法国人进行报复，便向英格兰求援。英格兰对此十分关注，作出热烈的反应。军事力量的潮水上涨以后，各种利益和野心的溪流就涌入共同的渠道，加之爱德华三世在 1337 年拒绝对腓力六世表示勉强顺从，引起了 英法百年战争 。

这场战争遥遥无期地进行着，双方一直没有签订合约。1802 年，双方签署了《亚眠条约》，法兰西成为共和国，法国王储沦为英伦三岛上的难民，这时英格兰君主才正式宣布放弃他对瓦卢瓦家族和波旁家族王位的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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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三世慢慢聚集英格兰远征军，这支军队不是向封臣调集的义务兵，而是经过挑选的雇佣军。它的主体是有契约束缚的武士，至于招兵的地区和方式，军官可以自行决定。结果，招兵的人数远远少于需要从各郡征集的民军的法定名额，因为民军的战斗力是靠不住的。军中的骑士和大弓箭手是我们民族的精英，在辛克港集中起来的全部人马是历史上最可怖、最有战斗力的入侵大军。法国人对这些备战情况了如指掌。

腓力六世首先想借助海军力量。多年以来，两国在海上一直进行掠夺性的战争，英吉利海峡两边的沿海地区人民之间有着深仇大恨。法国调动造船业的全部力量在建造战船，在她的港口甚至停泊着租用的热那亚军舰。诺曼底讨论了入侵英格兰的计划，歧途重建像征服者威廉那样的赫赫战功。爱德华也没有忽略海上力量，他一直重视海军，执政初期就在国会博得“海洋之王”的称号。他组织了一支舰只数量与法国相等的舰队，而舰上人员的战斗力超过法国舰队。

必须在海上进行大规模较量之后，才可能把英格兰军队及其给养运到法国。1340 年夏，两支敌对的海军在爱克留斯附近的海面上交锋，激战持续 9 个小时。法国海军将领接到要誓死阻止入侵的命令，与敌方拼死战斗。最后法国舰队被彻底打垮，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落到入侵大军的手中。海上通路打开以后，英格兰陆军开到法国，在卡德桑登陆，遭到抵抗。大批热那亚弓弩手和铁甲骑兵正严阵以待。但英格兰人的大弓从船上远距离发射，驱走岸上的守军，掩护了入侵大军的登陆。

叛乱的佛兰德人加入英国队伍，爱德华军队的人数因此大增，可能超过 2 万。英格兰和佛兰德的这支混合军队进攻的第一座城市是图尔内，守军顽强抵抗。当守军受到饥饿的进一步威胁时，所有“吃闲饭的人”被赶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慢慢死去。但爱德华的军费和给养不足以攻克这个要塞，大弓的威力对石头城墙也无可奈何。一场欧洲大战的第一次战役未定胜负，双方便进入长期的休战阶段。

这次休战是因为战斗者缺乏金钱，出于无奈，双方并未和解。相反，他们仍在进行小规模战争。法国人向尼德兰的城镇居民进行报复，打垮了他们，范·阿特维尔也在根特的民众骚动中丧命。英格兰人也想方设法进行报复。他们提供大量援助，在布列塔尼挑起继位之争。加斯科涅边界上的长期冲突仍在继续。双方都期待新的较量。

1346 年春，国会终于重视再度侵法所需要的税金。军队经过整顿提高了战斗力，精心挑选的新兵代替了老兵。1346 年 7 月 12 日，2400 名骑兵、12000 名弓箭手和其他步兵在诺曼底的圣瓦斯登陆，目标是一举攻陷巴黎。这个目标严加保密，连英格兰军队自己也认为他们要奔向加斯科涅。法国人一时不能调集足够军队抵挡英军，卡昂陷落，爱德华一路烧杀，直抵巴黎城下。可这时，法国已经调动全部力量迎击爱德华，包括法兰西所有骑士在内的浩荡大军在圣德尼附近集中，人数可能比英军多两倍。

腓力六世请爱德华决定在塞纳河的哪一边对阵决战。这次突击失利，英军被迫撤退。前来挑战的爱德华只得离开竞技场，四天行程 60 英里。法军平行向南挺进，在塞纳河谷切断英军退路。英军只好向索姆河前进，企图在亚眠和海岸之间渡河。英军派出四路人马寻找渡河点，结果均告失败。而法军主力部队的先锋已经到达亚眠。英格兰大军此刻似乎陷入索姆河、大海和法国大军之间的三角地带。

那一夜爱德华和他的军队很高兴，但深感还没有完全逃出虎口。周围乡村粮食充足，爱德华请将领们共进晚餐，然后一起祈祷。然而他们不经过战斗就到不了海边，唯一出路是以寡敌众，决一死战。天亮时，他集合了 11000 人马，分为三部。他骑着一匹小马，提着白色的王杖，铠甲外披着绯红镶金的外衣，在队前巡视，“鼓励和恳求全军保护他的荣誉和权力”。英军占据的空旷丘陵地势不利，但两侧有克莱西森林保护，可作最后的屏障。

1346 年 8 月 26 日，腓力六世在日出时到阿布维尔修道院做礼拜。然后当时可谓壮观的法国大军向前涌去，继续进行他们的长途追击。接近中午时分，腓力国王率领大军到达索姆河边时，接到他们的报告：英格兰人已经列好阵势，意在决战。国王明智地下令停止前进，待后队来后组成战斗队形，次日进攻。一些部队听从了腓力国王的命令，可更大的人流仍然向前涌去，从原地不动或正在后撤的队伍中挤过去，下午 5 点左右来到英格兰军队阵前，才停下来。

热那亚人受到致命打击。这一阵箭雨突如其来，热那亚队伍中的幸存者被打得晕头转向，溃退到法国骑士和重甲骑兵的队前，刚好在大弓射程之外。腓力国王愤怒地喊道：“给我杀死那些无赖，他们无故挡住了我们的道路。”听到此令，前排法国骑兵立刻冲入热那亚人当中，进入大弓的射程之内，箭雨向他们袭来。这时威尔士和康沃尔郡的轻装步兵从大弓箭手的方格阵中穿过，扑向伯爵、男爵、骑士和乡绅。后来爱德华三世对此十分气忿，在那只顾痛快一时的瞬间，许多可以换取大量赎金的人被杀死了。

夜幕降临，腓力国王身边只有 60 名骑士了。他受了轻微箭伤，战马已经中箭而死。约翰·埃诺爵士将他扶上另一匹战马，劝他退出战场。第二天早晨腓力到达亚眠，身边只有 5 名男爵了。

这次惊人的克莱西大捷可以同布伦海姆大战、滑铁卢之役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个夏天的最后进攻齐名，成为英军的四大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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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三世通过蒙特勒伊和布朗吉到达布伦，然后穿过阿德洛森林，包围了加来。在英格兰人眼中，加来是不断骚扰英吉利海峡的海盗之窝。加来的地位和 300 年以后的敦刻尔克一样，对加来的围困持续了将近一年。到了冬天，爱德华的士兵要求回国，舰队几乎哗变，国内怨声载道，国会深为不满，并不愿拨付给养。 马基雅维里深刻指出，每个要塞都应该储备一年的食物。这个措施适用于历史上的每一次围困。

加来还没被包围的时候，苏格兰国王戴维为对法国尽盟国义务，率军越过英格兰边界。英格兰人早已预见这种为限，因而在达勒姆城西不远的内维尔克罗斯经过一番苦战打败了敌人。苏格兰国王被俘，关在伦敦塔，囚居了十年，直到苏格兰根据《贝利克条约》交纳一笔巨额赎金才获释。英格兰这次胜利消除了苏格兰在 20-30 年内的威胁。在弗洛顿战斗前后，法国和苏格兰的联盟不止一次给弱小而大胆的苏格兰带来灾难。

加来坚守了 11 个月，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饥饿终于逼得城里人走投无路，他们请求讲和。爱德华满怀仇恨，当 6 名地位最高的市民依照他的旨意穿着衬衫、光着脚，形容憔悴地前来投降时，他还要把他们杀死。他的谋臣警告说，这样残忍的行为会丑化他的历史形象，可他仍然不停。这时，身怀六甲随他出征的菲利帕王后轨道他的脚下，这可能是预先安排好的。结果，这六名加来市民幸免一死，甚至还受到良好的待遇。加来是英格兰竭尽全力同法国打仗所获得的一颗味香汁美的果实，是迄今为止在领土方面得到的唯一硕果。

在基督教世界，最大的灾难莫过于黑死病。在二十年里，至少消灭了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们由于贵族战争和王室战争的蹂躏而一贫如洗，因此很容易被疾病征服。英格兰有关记载很少，但比其他国家资料中惊人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我们从一些资料中看到，在法庭上，有案子还没开审，两方就已死去；有些修道院的人死了一半；在一些教区里，活着的牧师几乎没有足够时间为他们的会众和教友举行葬礼；有的金器作坊一年换了四个师傅。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国内各地的地方志普遍出现一段空白，整整砍去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瘟疫的势头终于减弱。为使人间产生必要变化，一种更科学的试剂已经产生，火药。据说爱德华三世进攻克莱西和加来时用过一种小石炮，里边用的就是火药。不久以后，火药将成为一种实用的物质，在战争以及战争有关的人类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火炮没有问世，英格兰人的大弓可能会使他们在欧洲大陆保持更长时间的统治地位。

15 世纪初，铠甲武士的重要地位趋于结束，胸甲和背甲作为护身之物可能还会长久使用，但再也不是权力的工具和象征。大弓箭手的地位有所下降，并不是由于他们不能制服铠甲骑士，而是因为火药的问世，并且迅速成为各民族的共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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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灾难减少了当时的人口，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可没有缓和他们之间的冲突。英法战争仍在断断续续进行，驰名欧洲的“青甲王子”成为一个海盗似的冒险家。爱德华在 1338 年侵入法国时利用重大的王位作为借口，而“青甲王子”在阿基坦进行的袭击却师出无名。尽管如此，这些袭击在战争史上都是重要的插曲。

1355 年，爱德华三世从国会得到重新开战的大量拨款，制定了一项野心勃勃的战略计划。“青甲王子”将从英属加斯科涅和阿基坦向北边的卢瓦尔河挺进，弟弟开斯特公爵，即生于根特的约翰从布列塔尼出击，两支军队将在一次重要的战役中会合。但计划执行很不顺利，“青甲王子”的军队只剩四千人左右，近半数是大弓箭手。他在两万法国军队进逼之下不得不下令退却。他的处境非常困难，因此建议和解，条件是让他和部下撤回英格兰。

法国看到自己仇敌陷入罗网，拒绝了这些条件，“青甲王子”被迫在普瓦蒂埃作困兽之斗。在他取胜的那天早晨，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开始向南撤退。法国国王约翰决定要为克莱西战斗雪耻，力图一举结束这场战争。到处防火抢劫的英格兰强盗此时陷入可怜的境地，被迫同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对阵决战。他们的阵地选得好，两侧森林作为屏障，大弓箭手沿着一排灌木排列成行，扼守唯一通路。

克莱西战斗已经是十年前往事，但法国骑士和统治集团对那次惨败仍然难以忘怀。他们被迫承认，战马抵挡不了大弓的箭雨，爱德华国王取胜所依靠的军队都没有骑马。约翰国王认为，全军必须徒步进攻，他相信凭着数量优势可以取胜。“青甲王子”可贵之处是，他没有因袭过去经验，或重复以前某次战斗的制胜方法。他知道，身着铠甲徒步冲上来的众多敌人不像骑兵那样容易被打退。光靠大弓，不管命中率多高，他也无法得救，必须运用策略并主动出击。

约翰国王被解到英格兰，像苏格兰国王戴维那样，关在伦敦塔。1360 年 5 月，英法双方达成有关约翰自由的《布雷迪尼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英格兰除了原有加斯科涅属地外，得到亨利二世控制过的全部阿基坦地区，享有它的全权，还得到爱德华一世所继承的蓬蒂厄和著名的港市加来，后来控制加来约达 200 年之久。协议还规定，如果法国要赎回约翰国王，必须交纳 300 万金克朗的赎金。这笔钱相当于 50 万英镑，是英国王室和平时期岁入的八倍。

在克莱西战斗中，法国人是在马背上被打败的，在普瓦蒂埃，他们不骑马也战败了。这两次败于英国人手下的经历深深刺痛法国人的心，宫廷和军队处于绝望之中。在后来很长时间里，法国人尽量避免战争，他们同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的英格兰作战，就像他们在马尔博罗时代同安妮女王统治下的英格兰战斗一样谨慎。

英格兰胜利的时候，已经是精疲力尽。事实证明，法国军队无力打败英国军队，而英国也无力征服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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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国交战的岁月在国会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需要款项，国王和官员经常召开国会。这使国会迅速得到重大发展。各郡、市代表的主要职责之一，是请求解除全国或地方的苦情，并引起国会和政务会对紧迫问题的重视。战争的压力迫使政府重视英格兰平民代表的呼声。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要求把这些意见以国会法令的形式加以确认，这使国会中明显地形成了“下议院”。 在爱德华一世时代，平民代表并不是国会中主要成分，到了爱德华三世时期，他们取得了重要的固定地位。 他们的文书为他们起草意见，就国王的复信草拟谏议书。至此，国会中的上下两院界限分明。

上议院成员认为，他们不仅是国王理所当然的顾问，而且在国会范围内有权向国王单独进谏。1343 年，教俗两界的显要人物在威斯敏斯特宫的白厅召开会议，骑士和市民代表则移到彩宫共商国事。此时国会中首次出现议长职务，那时在这种场合担任议长职务的人还不是议会成员。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下议院一般通过指定代表发表意见。爱德华三世统治结束时，议长地位得到承认，所以国王也竭力保证他提名的人担任这个重要而显赫的职务。

爱德华三世向下议院作出让步标志着一个转折点。 他同意一切拨款经国会批准，也赞成将下议院集体提出的正式要求作为以后制定法令的基础。 到他逝世时，人们普遍认为下议院在批准税收和提出议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诚然，下议院畏惧国王，它拥有权力的时间并不长。爱德华一世加强王权的手段仍然历历在目，而且没有迹象表明，下议院或整个国会有权控制或干涉行政事务。 他们开会是为了对于通过武力获得政治解决的某些问题予以认可，为拨款事宜进行表决，同时也为陈述苦情和提出要求。 要使国会成为统治机构重要部分，要使下议院成为这个机构的重要基础，还需在整个 14 世纪里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1367 年，英法两国在阿基坦进行激烈战斗。英格兰精疲力尽，幻想也破灭了。教士要求免税，并非每次如愿以偿。其实在那极端贫困和经济失调的时代，他们足以显示出自己的财富。教士逐渐取代贵族公职，因此国会中反对教士的情绪也逐渐加深。爱德华年迈体弱，贵族力图恢复他们的权力。为反对教会，约翰·冈特通过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攻势使贵族取得优势。、

在全国神学研究和学术中心牛津大学，对教皇利益和权力的批评日益强烈。著名学者威克里夫关于宗教改革的论述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对教会腐败非常愤慨，认为教士集团及其绝对权力不符合真正的基督教原则。他说，凡人没有掌握人类灵魂的能力。国王作为受上帝派遣掌管俗界事务的牧师，有权限制教士的奢华，正如教士有权指导国王精神生活一样。虽然教皇和国王在各自领域处于最高地位，每个基督教徒得到的一切并非“直接”来自他们，而是来自上帝。最高权力在天廷，而不是罗马。

也就是在这时，威克里夫开始产生长期的影响。他决意去号召人民。教会弊端和他的改革主张为他吸引了许多年轻的门徒。他将门徒组成一帮帮寒酸的门徒那样，在全国乡村传播教士应该清贫高洁的主张。他用英文写了一些宗教小册子，其中最有名的是《罪人》，是人人吟读的范文。 最后，他迈出重要的一步，和他的门徒一起将《圣经》译成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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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三世的长期统治已经日薄西山，克莱西和普瓦蒂埃的两次赫赫战绩也已黯然失色。他和儿子在法国征服的大片土地，像复活节的残雪一样涣然消失，只有几个沿海城镇还展示着不列颠民族长期珍视的那种胜利的荣耀。他的爱妻菲利帕王后在 1369 年因患黑死病去世。子啊他死前，年老的国王就已坠入艾丽斯·佩罗斯的情网中。艾丽斯是个生性冷漠的女人，但机智过人，能力出众，放荡不羁。当时民众暴躁易怒，看到年逾花甲的著名国王沉溺情海，格外反感。

艾丽斯从国王的恩宠中获利致富，至少戴上了菲利帕王后的一部分首饰，而且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上层政治斗争。在审理同她有关的案子时，她甚至与法官同坐一席。鉴于上述情况，贵族和下议院联合起来反对她。

爱德华终于被战争、国务和放荡的生活弄得精疲力尽，老态龙钟。他在位已有 50 年，如今气数将尽。最后十年大大损害了他的名望，除了私恋艾丽斯之外，他将残存的希望寄托在“青甲王子”身上。可是“青甲王子”这位杰出军人也被戎马生涯的劳顿所征服，健康迅速恶化，1376 年去世，留下一个未满 10 岁的儿子作为王位继承人。爱德华三世在受到致命打击后，退居希恩洛奇。

据仇视艾丽斯的编年史家记载，当国王陷入死前的昏迷状态时，她摘下国王手上的戒指，带着宅内的动产销声匿迹了一个时期。我们听不到她的辩解。不过，她在新国王执政时又出现于一些比较欢乐的场合。

各种记载证明，爱德华国王死时被众人抛弃，只有当地一名善良的教士给他帮助，使他到达天国的旅途中得到教会的保护和关注。

“青甲王子”的儿子在祖父去世当天被拥戴为王，没有人提出另选国王的问题。

“青甲王子”的弟弟、年幼国王的叔父、兰开斯特公爵约翰·冈特是摄政团的首脑，统治着英格兰。黑死病的影响和阴影仍然笼罩着大地，英格兰社会中有了新的变化。 瘟疫造成的致命创伤还在发出阵阵剧痛，但人们在痛楚中隐约感到大地上有了更多生计，许多空缺的位置得到填补 各 阶层的人感到他们的地位意外地有所升迁，周围的环境有所扩展。社会秩序已经彻底打乱，社会力量也已削弱，但个人地位多半得到改善。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发生了巨大变化。黑死病沉重地打击了正在变化的社会。自从国王开创以雇佣军代替封建义务兵的制度以后，以土地为基础的关系便瓦解了。小地主们普遍订立契约，为某个强大邻居服务。契约中的规定并不常常得到遵守。互相尽忠的关系开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私人军队，他们是财产的雇佣保卫者，无疑地也是混乱局面的先兆之体现者。

在中世纪英格兰，采邑的领主一般靠农奴致富，这些农奴的地位和义务已经由长期的惯例固定下来，并由领主法庭强制推行。在每个领地周围，形成关系密切、自给自足的小社会。虽然 13 世纪和 14 世纪初的劳动力和物资交流超过人们以前所想象的程度，但社会发展仍然较慢，村庄也是逐渐解体的。社会结构和劳动状况再也不能保持原有格局，黑死病急剧加速了这个深刻的分裂过程。小块的地产闲置了起来，许多采邑失去了自古以来为其劳动的农民。农民和苦力非常缺乏，成为竞争的目标。他们也想乘机改善自己的情况，或者至少使自己的生活水平同不断上涨的物价保持一致。

农夫的主人则用不同眼光看待问题。他们坚决拒绝增加报酬的要求，还要恢复强迫农民劳动的权力。村民的家系受到详细调查，以前只对地位较高的人才会这样做。佃农一旦被宣布为农奴，至少无权提出新要求。如果他们提出久已丧失的权利，不管多么合法，村民都会强烈反对。 村民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成立了行会。 有些农奴则从采邑逃走，就像 18 世纪 50 年代美国南部的奴隶从庄园里逃走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领主便缩短农奴的徭役期限，或者把土地租给小土地占有者以换取他们的顺从。在一些领地里，农奴集体获得了公民权，自由农阶级便从此诞生。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教会拥有的土地最多，总的说来，宗教力量成功地保持了农民的顺从。有的领主像赫顿领地上的巴特尔修道院院长那样，被迫出租闲置的土地。租期本来就很短，可是他们后来一有机会就把租期进一步缩短，减为一年。

英格兰各地经历的巨大变化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深度在 19 世纪工业革命前的社会发展史上独一无二。在这方面，从有产阶级中选出的国会可以作出决定。英格兰同法国一样，国王曾经不止一次干预地方的报酬法，但 1351 年规定的劳工法是为全国确定工资标准和价格的第一次重要尝试。在瘟疫过后的困难局面中，国会歧途不折不扣地推行这些法令。它还从乡村中产阶级中任命“劳工法官”，给予固定薪水，让他们审讯违反这些法令的人。从 1351 年至 1377 年，民事法庭审理了九千起违反契约的案件。在许多地方，这方面的官员积极抓权而又偏私，受到当地居民的谴责，全国上下动荡不安。

在下层教士中，许多薪俸微薄的人死于瘟疫，仅东英吉利就死了 800 名教士。活着的人发现，他们的薪水在物价飞涨的世界上没有一点变化，而高级教士对此则漠然置之。为此高级教士不久将付出代价。教会的领地是民众造反所攻击的主要目标。

这种情况绝不仅限于不列颠岛。在英吉利海峡彼岸，一场激烈的民主运动已经开始，它的口号和我们现在的口号极其相似。这场运动在英格兰蓬勃发展，导致了 1381 年的大规模起义。这时一次广泛的社会动乱，它自发地兴起于全国许多地区，有着共同的根源，也带着共同的情绪。

在黑死病造成的死亡率最高、社会现状变化最大的中英格兰东部和肯特，暴乱最为严重，因此可以说，这次起义直接根源是黑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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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 年夏，各地始终孕育着一场有组织的风暴。有些人遍游英格兰中部的村庄，与“大社会”这一组织联系，据说这个组织将在伦敦开会。5 月份，埃塞克斯爆发起义，原因是再次征收前一年已经收过的人头税，而且更加苛刻。伦敦爱闹事的人也激动起来，在一个名叫托马斯·法林登的人带领下前去参加起义队伍。市长沃尔沃思遭到一大批市民反对，他们同情起义，并同起义者有联系。在肯特，农民袭击莱斯内斯修道院之后，穿过罗彻斯特和梅德斯通，一路烧毁采邑的账目和征税帐，并从梅德斯通的宗教监狱里救出了鼓动家约翰·保尔。具有领导才能和经验的军事冒险家瓦特·泰勒也在梅德斯参加了他们的队伍。

政务会茫然不知所措。六月初，暴动主力从埃塞克斯和肯特向伦敦进发。他们在伦敦得到支持，鱼商约翰·霍恩邀请他们进城。负责守卫伦敦桥的市政官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阿尔德门（伦敦东门）被人出卖给埃塞克斯的一批暴乱者。伦敦陷入三天的混乱中，外国人遭到屠杀，政务会两名成员被人从伦敦塔拉出来，在塔山被砍了头，一个是坎特伯雷主教兼国务大臣西蒙·萨德伯里，另一个是财政大臣罗伯特·黑尔斯爵士。约翰·冈特的萨瓦宫化为灰烬，兰北思和索思沃克均遭洗劫。

起义席卷英格兰西南部地区，布里奇沃特、温切斯特和索尔兹伯里都发生骚乱。在哈福德郡，农民起来攻击权势显赫、令人憎恨的圣奥尔本斯大教堂，然后在杰克·斯特劳率领下向伦敦进军。剑桥郡也发生了大规模暴动，档案被烧毁，教会领地受到攻击。在亨廷登郡，虽然市民闭门抵御暴乱者，拉姆齐修道院却在劫难逃。在农民比较富裕、自给能力较强的诺福克和萨福克，反对农奴制的情绪更加强烈。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是暴乱者痛恨的主要对象，林恩的佛兰德羊毛纺织匠也被杀死。暴动浪潮在北边波及约克郡和柴郡，在西边席卷威尔特郡和萨默塞特郡。

泰勒死后，统治阶级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抵抗。最高法院向王室官员发出信件，命令他们恢复秩序，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领导高级法官们对叛乱者迅速作出判决。国王陪同特里西利安进行惩罚性的巡回判决，敦促法官在处罚叛离者时依法行事。不过和现在比较起来，统治阶级作出的反应还是很有节制的。 据案卷记载，处死刑者不过 150 人，而且也没有我们在现代欧洲许多国家所见到的暴行。 法治得到恢复，有关人员依法执法。 即使在这种阶级感情激烈爆发的时刻，也没有不经过陪审团审判就绞死任何人。 1382 年 1 月，经国会提议实行大赦。

但是，统治阶级在财产方面赢得胜利，他们矢口否认已经作出一切让步，并大胆企图原样恢复 14 世纪初的采邑制度。在后来很长时期里，上层阶级仍然担心发生大规模暴乱，劳动者继续走向联合。奴隶劳动已不再是当时的社会基础，法律对奴隶地位已经失去约束作用。 总而言之，1349 年以后，以租金代替徭役的发展趋势加剧。 凡此种种，都是黑死病的不朽遗产。从那时起，人们发生了坚决分掉教会财产的愿望。

暴动过去之后，威克里夫运动不断发展。胜利的统治阶级被暴动吓坏了，因而对它非常仇视。威克里夫的“贫穷传教士”的名誉由于煽动暴乱而受到玷污，他们受到的迫害是一个根基已经动摇的制度对它们的报复。

14 世纪 80 年代的英格兰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因此威克里夫的说教博得许多人信从。那时英国面临社会革命，对总敬爱哦改革并不感兴趣。所有颠覆性的说教都受到谴责，威克里夫虽没有戴上妖言惑众的罪名，他的事业却受到灾难性的打击。有产阶级默许教会对这些传教士严加镇压。萨德伯里死后，威克里夫宿敌考特尼继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发现威克里夫的人控制着牛津，便立即采取行动。威克里夫改革主张受到公开谴责，各主教接到逮捕非法传教者的命令，大主教本人迅速整顿了教会纪律，实行自己的控制。由于这一措施以及国家的积极支持，教会最终从世俗的打击下恢复。

1382 年，考特尼降驾牛津，在现在基督大教堂所在地方召开宗教会议，威克里夫主要追随者被召集到会，严令认错。国务大臣提出抗议，要求尊重大学特权，可没有受到理睬。威克里夫追随者遭到严厉谴责以后，便退缩屈服了，威克里夫孤立无援。他说教会特权与教义不符，因而也失去冈特支持。他那些颇受民众欢迎的传教士和初期吟读《圣经》的活动，未能建立起反对社会统治势力的坚强力量。

威克里夫向世人良心发出呼唤。他的呼唤在英格兰受到抑制，反应不大，然后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却引起强烈反响，然后从那里激动了欧洲各地。布拉格的学生来到牛津，将他的说教和手稿带到波西米亚，从而引起一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约翰·胡斯的名望高于他的英国老师，唤起捷克人民长期保持的民族觉悟。

威克里夫正面攻击教会对世人的绝对权威，暗示个人的是非观念决定一切，并向正统教义挑战。由于这些原因，他受到严厉压制。但他的抗议导致第一次牛津运动，他的事业在生前遭到失败，然而却推动了改革的潮流。他的运动被迫转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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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二世此时已长大成人。他具有强烈的本能和在他那个年龄少有的才干，阅历与行动使这些更加超凡出众。在农民暴动的危机中，他肩负重任，在一次重要场合用自己的行动挽救了局势。当贵族阶级惊慌失措的时候，国王的宫廷和法官恢复了秩序。但他却甘受长期的监护。阿基坦总督约翰·冈特离开英格兰，到国王谋求利益，例如他要得到卡斯蒂尔王国主权。他将自己的儿子、能干而有魄力的亨利留在英格兰，照顾他的领地和利益。

到 20 岁，查理才决定完全驾驭政务会，尤其要摆脱几位叔叔的控制。以前从没哪位国王受到这样待遇。他的祖父 18 岁时就掌握了大权，他本人 16 岁时也起过重要作用，他的内官和周围的朝臣都盼他早日亲掌政事。这些人是政府官员或国王的文官，主要人物有国务大臣迈克尔·德拉波尔，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和约克大主教亚历山大·内维尔。查理二世的教师和密友西蒙·伯利可能是这些人的后台。一批比较年轻的贵族投靠宫廷，为首的是牛津伯爵罗伯特·德维尔。此人扮演角色如同爱德华二世手下的加维斯顿。查理二世对他的拥护者普施恩惠，德维尔不久就被封为爱尔兰公爵，这对政务会的要人显然是一次政治挑战。爱尔兰是人力和物力的宝库，不受国会和贵族控制，而可以被用来控制英格兰。

国王极其宠幸的女人身边的一些人占据宫内和政府的职务。这种情况冒犯了贵族，在某种程度上也触怒了全国人民。反对派照例把外交事务作为进攻的武器。 宫廷经济拮据，又不敢要钱，更主要是没有军事将领，因而采取温和的政策。 贵族和国会联合反对斯文的国务大臣波尔以及宫廷的极端享乐主义。当时必须对法国发动战争。1386 年，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反对国王的统一阵线。国会指定五名大臣和九名勋爵组成一个委员会，由原来的摄政团成员主持委员会工作。宫廷在弹劾波尔的风暴面前作出让步，国王的文职官员也受到清洗。对方认为这些官员是国王过错的根源，也是他们力量的基础。 他的侍从杰弗里·乔叟失掉了他在海关的两个职务。

当这个委员会成员逼迫国王解除好友的职务时，国王失望地离开伦敦。他在北威尔士同新爱尔兰公爵顺利进行商谈，在约克同内维尔大主教达成协议，在诺丁汉同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取得一致意见。于是他企图将自己的力量在后来查理一世打起国王军旗的同一地方聚集起来，准备发动内战。爱尔兰义务兵、威尔士长矛兵以及查理掌领的柴郡领地的弓箭兵源源不断地集中起来，组成一支军队。

德维尔退居切斯特，在那里集结了一支军队以保护国王利益。1387 年，他率领这支军队抵达伦敦，此时“弹劾派勋爵”和冈特的儿子亨利已经严阵以待。在牛津郡的拉德科特步里奇，亨利和这些勋爵打败了德维尔，他逃往国外。此时，国王命运落入这个已经篡夺君权的狂妄党派的手中。他们内部争执很久，决定部下是否要把查理国王废黜或杀掉。当时争论非常激烈，以至只有两名“弹劾派勋爵”愿意留下陪国王吃晚饭。主张温和手段的是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年轻人亨利，可能考虑到如果采取过激手段，格洛斯特可能取代查理二世，这些会剥夺他父亲对王位的继承权。

这些遭遇一定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用比过去巧妙得多的手腕制定了报仇雪耻、夺回权利的计划。在危机四伏的形势下，一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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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9 年 5 月 3 日，查理国王出人意料地采取行动，他在政务会落座以后，和蔼地问众人他有多大年纪。当众人说他 23 岁时，他宣布自己毫无疑问已经成年，决不允许继续对他的权利实行违反民意的限制。显然，这一举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它体现了查理多次计谋中所显示出的不可思议的机智。查理锋芒初露，首战告捷。阿伦德尔伯爵兄弟、后来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托马斯主教应查理要求交出了国玺，吉尔伯特主教交出了财政部大权，支持国王的威廉·威克姆和托马斯·布兰廷厄姆分别恢复了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的职务。“弹劾派勋爵”控制的最高法院增补了国王提出的人选，国王驰书各郡郡守，宣布他已亲掌政务。这个消息在全国受到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

查理二世取胜后比较谨慎和宽容。1389 年 10 月，约翰·冈特从西班牙返国，他的儿子，已经成为首要人物的亨利也同国王和解。 1388 年形成的可怕联合势力至此解体。 国王统治机器战胜了宗派势力，重新运转起来。此后，查理以维护宪法的贤明君主的面目统治英格兰 8 年。

查理为复仇而表现出的耐心和采取的手段实在令人惊叹折服。他容忍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在官场混迹 8 年，二人不像以前那样担任郡守，而是仍然身居高位。不过，查理也有感情迸发的时候。1394 年，阿伦德尔参加王后安妮的葬礼时姗姗来迟，耽误了整个仪式的进行。查理夺过一个侍从的礼杖朝他脸上打去，打得鲜血直流。在场的教士惊呼道，威斯敏斯特的教堂被玷污了。可过了几个星期，国王似乎又同阿伦德尔和解了，再度把一切矛盾巧妙地掩盖起来。

当贵族互相倾轧的时候，查理国王企图利用爱尔兰的力量来加强自己的实力。1394 年，他以国王出巡的全部威仪驾临爱尔兰，在那里组织了一支依附他个人的军队，后来成为他在英格兰威慑反对派的工具。在他回英格兰以后，他制定的迫使教俗贵族俯首听命的计划取得很大进展。战争的负担会使他直接依赖国会的恩赐，为摆脱这些负担，他同法国实现了和解。

他在第一个妻子安妮死后，于 1396 年同法王查理六世的女儿伊莎贝拉结婚。在这个基础上，英法两国达成停战协议，缔结了一个 30 年的友好互不侵犯条约， 并秘密约定如果查理以后受到国内臣民的威胁，法兰西国王将前来援助。 虽然停战条件引起国内不满，查理国王却由于解除战争负担而获益匪浅， 因为他如果挑着这种重担，就必然成为国会面前的乞丐和奴仆。

教俗贵族和平民对国王逼得很紧，总是赶着他向前走，嫌他走得太慢，这使我们看到金雀花王朝的国王躺在第十拒绝在崎岖不平的陆上继续拉国政之车的奇观。国王如此行事，并非由于懦弱或缺乏远见，而是执行他的长远计划的需要。毋庸置疑，他希望获得对贵族和国会的绝对控制权。至于他是否想利用自己的专断权力为臣民中的下层阶级谋利益，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这方面也有同他的有关的传说。

普通百姓则认为，查理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以为，只要他权力在握，就会把他们从领主的残酷压迫下拯救出来。因此，他们久久怀念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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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爱尔兰是查理二世建立专制的第一阶段，同法国结盟是第二阶段，接着他便努力培植严密有效的宫廷势力。 冈特、他的儿子和以前的“弹劾派勋爵”之一诺福克伯爵莫布雷站到查理一边，一方面由于对他的忠诚，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的仇恨。宫廷任用了新官员，约翰·布希爵士和亨利·格林爵士代表地方郡区的利益，是国王的忠实仆人。他们来自为国王和贵族排解宿怨的国会，由于他们的帮助，国王有了对付教俗贵族和平民的力量。1397 年，这三个阶层的代表应召来到威斯敏斯特，在巧妙而坚定的疏导下表现出应有的顺从。在具备这些条件之后，查理终于决定开始打击敌人。

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此时尽管有些失宠，却相信时间以及友好的交往会保护他们，使他们不致于由于 1388 年所作所为而遭到恶报。所以，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见国王以冷若冰霜的憎恶态度逼向他们时，双双惊愕不已。阿伦德尔和他的一些朋友被宣布叛逆，砍头。沃里克被放逐马恩岛，格洛斯特被捕后押到加来，在那里被查理派去的人杀害。

这些违反宪法的行为又引起新的报应。从此，查理国王的名誉染上污点，这一污点可与约翰国王杀害阿瑟的后果相比。不过，他的权力此时至高无上，是以前各代国王不能比拟，可是他至今怒气未消。

查理国王同他年纪相仿的堂兄弟、冈特的儿子亨利关系经历了由喜剧变成悲剧的过程。亨利认为，他在 1388 年的危机中使国王免遭废黜和杀害，这很可能是事实。从那时起，他和查理过从甚密，情谊较深。他代表着一部分人，这些人与那些攻击国王的老派贵族不同。他离国王很近，离王位则比别人更近。

亨利和诺福克公爵托马斯·莫布雷发生了争执。莫布雷从布伦特福骑马回到伦敦，说出了他的忧虑。他说，国王从未忘记拉德科特布里奇事件，也没有饶恕以前的“弹劾派勋爵”，而他和亨利均曾属于“弹劾派勋爵”之列，他们即将大难临头。亨利指责他散步逆君言论。

关于这些言论，国会接到不同的报告。二者受到诘问，都互相推诿，看来决斗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个著名事件发生在 1398 年 9 月。竞技场已经划定，各界人士纷纷聚拢来，可使他们愤慨的是， 国王下了禁令，将莫布雷判处终生流放，放逐亨利十年。 莫布雷和亨利服从国王命令，莫布雷不久死去，亨利则认为查理恩将仇报，处事不公，他住在法国，盘算着复仇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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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查理公然实行专制主义。他在彻底复仇之前一直颇有耐性，此时却焦躁不安，疑惑不定，荒淫无度，反复无常。他在忠实的柴郡弓箭手护卫下，在全国各地游荡，以盛大的筵席和比赛消磨时光。他把国务交给威斯敏斯特的大臣和下层官员处理，然而他们感到既不受信任，意见也得不到尊重。国王的奢侈生活造成财源枯竭，于是他便强索贷款，增加赋税，引起商人和乡绅的强烈不满。

1398 年，国内许多人看到顺从的国会在几个星期里使全国人民丧失了许多基本权利和自由。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同国王发生冲突，这时他们看到国王露出暴君的面目。对独裁统治心怀不满的不仅有上次危机中失败的贵族，还有全体绅士和商人，他们的愤懑不仅出于对立宪制度的热爱，也出于一种恐惧心理。共同的利益、思想和行动使上层阶级紧密联合起来，他们说，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将煽动暴民攻击他们。

1399 年 2 月，兰开斯特家族成员约翰·冈特去世，流亡中的亨利继承了冈特的遗产，其领地不仅分布在兰开夏和北方，而且遍及全国。 迫于经济拮据，查理不顾自己的诺言，剥夺兰开斯特家族的领地，宣布他堂兄亨利的继承权无效。 这个行动威胁了每一个有产者的地位。

查理对自己的力量和国内形势作了致命的错误估计，在 5 月份开始进行谋划已久的远征，以保护英格兰国王在爱尔兰的权威。他离国后，政府由于没有军队支持，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全国上下对他愤愤不满。亨利得到国王出国的消息，认为复仇时机到了。

当时海岸没有军队守备，亨利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7 月份，他在约克郡登陆，声称他来英格兰只为恢复他作为德高望重的父亲的继承人之合法权利。他立即受到许多人拥护，领地上的人民和以诺森伯兰伯爵为首的北方勋爵更加热烈拥戴他。

亨利叛军的前进路线同 72 年前伊莎贝拉和莫蒂默反叛爱德华二世时的路线完全一样。他从约克出发，在万民欢呼声中进入里斯托尔。正如当年伊莎贝拉在那里的城垛上绞死休·德斯彭索一样，亨利也在那里剥夺查理国王的大臣和代表（威尔特郡伯爵威廉·斯科鲁普、布希和格林）的一切。

过了一段时间，亨利突然登陆以及随后迅速发生一切事件的消息才传到身在爱尔兰内地的查理国王那里。查理不顾风急浪险，赶忙回国。他于 7 月 27 日在英格兰登陆，用 3 个星期时间兼程穿过北威尔士，企图聚集一支军队。途中的见闻使他确信一切都完了，他经过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权力像魔术那样消失了。威尔士人愿意为他效忠，可他们无法抵抗全英格兰力量的进逼。

查理在弗林特城堡向亨利投降，交出全部权力。他作为囚犯乘车驶过伦敦街头，关进伦敦塔，被迫退位，看来难免一死。 在拥有不可争议的继承权的英格兰国王中，最后一位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的吊闸之下永远消失了。

亨利在教俗贵族和平民的支持下登上王位，称为亨利四世。他开拓了对中世纪贵族构成致命威胁的历史时期。虽然亨利家系使他有充分权利登上王位，他的能力，尤其是他儿子的才能加强了这些权利，但约克家族同莫蒂默家族有血缘关系，因而有更充分的继位权利。很久以后，就这一权利问题引起英格兰的玫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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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权力都落到亨利四世手中，所以曾经冒险将他拥上王位的人协力保卫他的权利，也是保护自己的生命。拥护查理的人以罕见的顽强精神继续抵抗着，法国宫廷认为亨利是篡位者，只要查理活着，亨利根据血统关系拥有的继承权就是无效的。人们查了他的家系以后发现，即使查理死后，他也无权继承王位。

不过他有其他权利，他本想依靠自己的征服者权利，后来在贤士的忠告下放弃了这种想法。他在以查理名义召集的教俗贵族和平民三级会议上受到拥戴，加上他在血缘方面有一定的权利，他就有了执政的基础。

起初，亨利依靠国会的影响来弥补他在继承权方面的欠缺。他反对国王拥有绝对权威，主张国王应由选举产生，王权应受到限制。他成为一个主张法治的君主，既出于本意，也迫于形势。

国会本身并不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它没有可靠的基础，有可能被解散，也可能被个人所左右。这个时期的许多届国会都被加上表示某种特征或性质的称号，如“可嘉国会”、“疯狂国会”、“无情国会”。国会为得到更广泛的保护，请求国王不要根据它的辩论情况或个别议员的意见判断任何问题，而应该等待国会作出集体决定。它强烈主张“先提意见后拨款”的原则，亨利拒不接受，可他经济紧张，实际上对此作了重大让步。

在这个时期，国会的财政权力大大加强。国会不仅用批准征税的方式提供金钱，而且开始监督支出，要求得到国家高级官员关于支出的报告。 英格兰政治上的这些进步是兰开斯特家族统治的特点，当时这一家族必须利用社会舆论和宪法规定的权力来支持自己的继承权，因此政治上的进步是很自然的。

国会教俗两界议员似乎不仅有权选择国王，甚至可以指定继承人。但我们对当时国会的权力不可估计过高。亨利四世的篡位，爱德华四世建立的对立王朝，爱德华五世被他叔叔推翻，这些都是封建时代的暴力、反叛行动，它们还以法律装点门面。国会在这些变故中不是策划人，也不是有权力的中间人，只是忧心忡忡的记录员，记下军事冲突和贵族之争的后果。选举也不自由，在 15 世纪，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控制一个选区的现象同 18 世纪一样普遍，国会只是国内任何取胜一方的工具或橡皮图章。

不过国会曾经宣布，王位应传给国王长子，然后传给他的男性后代。这是亨利提议的，但也反映了国会的一些权力。这个决定打破了英格兰的常规，把长系女子的后代排除在继承人之外，虽没有正式废黜女子后裔的继承权，可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在一个半社会性、半宗教性的问题上，国王和国会取得了由衷的一致。罗拉德派（威克里夫激进改革派的下层教士）关于教会放弃一切世俗财产才能纯洁的说教没有博得全体教士的赞同，他们仍然愤怒而积极地坚持这一说教。罗拉德派的主张不仅在贫困的市民中深入人心，在低级绅士中也是如此。它实际上是对教会和富有阶级的挑战。罗拉德派企图将俗界贵族争取到自己一边，向他们指出，教会巨大财富可以为大陆战争提供现成军费。但贵族不听信这一主张，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并不比教会财产更合法，便与教士合力保护自己的财产。

许多法令严厉打击罗拉德派。国王同国会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他宣布自己将尽力打击异端邪说。1401 年公布了可怕的《火烧异端分子令》，它严令将故态复萌的异端派分子活活烧死，并令教会独定此刑，要求郡守坚决执行，不许任何人向国王上诉。于是正统教派和财产便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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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成员认为只有消灭已经失意的对立派才无后顾之忧，他们对查理二世及其追随者恨之入骨。要不是发生一些不测事件，亨利本可以制止软弱的报复行为。他和宫廷中大多数人由于吃了某种食物而突染重病，因而怀疑有了投毒。早已心怀不满的威尔士人在欧文·格伦道尔的带领下，立即起来拥护查理。当时通讯极为缓慢，以致一方的大军席卷而来时，另一方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轮到查理的人采取行动了。

以前六名“弹劾派勋爵”中的五个人已经失势，他们和查理二世的支持者策划在温泽逮捕篡夺王位的亨利。亨利在神秘的疾病中复原之后，单骑冲过危险的道路，脱离险境。全国已有几个地方发生武装暴动，镇压这些暴动的残酷程度在各届政府中实属罕见。亨利的仁慈并未缓和同他一起遇险的那些人的起诉活动，他们认为他对待叛乱和谋杀的企图软弱无力。因此不到一年，他几乎威望扫地。但我们应该知道，同他手下那些残酷的人相比，他要勇敢、有力得多。

这次失败的暴动，或者说在查理下台后为他进行的内战，对这位前国王有致命的影响。他关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的时候，受到许多追随者和被压迫民众的同情，当政者因此寝食不安。1400 年 2 月，查理死讯公诸于世，至于他像当局所说那样是绝食而死，还是被人杀死，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个谜。英格兰各地传说他越狱逃脱，躲藏起来，伺机把黎民带入幸福怀抱。

这一切对亨利·博林布鲁克很不利，他一再受到暗杀阴谋的威胁。威尔士人的骚乱发展成全民族的暴动，受到良好教育的欧文·格伦道尔是才华出众的人，他进行的战争在 1409 年以前对英国政局产生重要影响。 亨利四世还被迫不断同苏格兰人作战，据说这些麻烦事困扰他六年之后，他的仁慈天性消失殆尽。 他向支持者和国会的报复情绪作了让步，这时很自然的。

亨利同珀西家族的冲突是最严重的一次冲突。诺森伯兰伯爵和他易怒的儿子霍茨珀为保卫英格兰，已经同苏格兰人战斗将近三年，在此期间没有得到援助，几乎全靠自己的财产支付战争费用。他们还为国王固守北威尔士的重要地区，因此再也支撑不住这些沉重的负担。他们要求和国王清算一下账目，提出六万英镑的账单，可国王在经济捉襟见肘，只能偿还四万英镑。

这个问题有复杂的背景。珀西家族为亨利登上王位发挥重要左右，但霍茨珀的姻亲埃德蒙·莫蒂默参加了格伦道尔的叛乱，使整个珀西家族受到怀疑。他们有一支独立的强大军队，看来一场冲突势所难免。霍茨珀举起了反叛的旗帜。1403 年 7 月 21 日，亨利在施鲁斯伯里的一场小规模激战中打败了他，将他杀死。老伯爵赶来援救，也被迫投降，得到无条件赦免。国会勉强免除他的逆君罪和叛乱罪，只宣布他有冒犯之罪。毫无疑问，这种宽容出于保卫边界的需要。为抵御苏格兰人的进攻，英格兰舍此别无良策。

亨利在这种境况中竟然打胜了威尔士战争，把欧文·格伦道尔赶回山里。但国会利用国王的困难进行要挟，亨利只有投降才是安全之策。他把权力交给国会，只剩现代君主在宪法上的虚位。国会紧紧逼迫他，使用各种办法深深刺痛他的心。外籍人必须统统驱逐出境，连王后的两个已婚女儿也不例外；国王必须重新任命政务会成员，其中应包括议会领袖；政府支出账目必须经议会检查；国王内廷人员也经过粗暴的清洗和改组；新的政务会要求掌握更大权力；国王保证根据政务会的意见实行统治……作出这些让步之后，亨利成了一个最弱的国王，不过他因此也把自己无法担负的使命转嫁他人。 这些人必须拼命苦干，招来的却是怨恨，而且越来越不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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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舞台上出现一位新人物，亨利长子威尔士亲王早已表现出非凡力量和本领。他在施鲁斯伯里身先士卒冲向霍茨珀，在威尔士也取得胜利。直到打败格伦道尔之后，他才能放手参与较大的政治阴谋。由于亨利四世身体不佳，他全面过问国政，接受了父王的一切职责，并想进一步扩大权力。他的三位表叔博福特兄弟是他的主要追随者，怂恿他从亨利四世手中夺过统治大权，于是他带着一批人要求国王让位。

亨利·柏林布鲁克尽管已是日薄西山，却怒气冲天地拒绝这个要求。1411 年，亨利父子在威斯敏斯特进行激烈斗争。国王党羽在数量上占着优势，态度也更坚决，威尔士亲王碰了一鼻子灰。他被国王从主持政务会的地位赶下台，退居幕后，同党也都丢官罢职。他的政敌甚至指控他贪污加来驻军军饷，这个罪名他倒是洗清了。 可以肯定，垂死的国王继续紧握政权，统治无方和老朽衰弱的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

1412 年，国王已步履维艰，甚至不能骑马，政务会经过百般努力才说服他放弃率军亲征阿基坦的念头。他挨过了那个冬天，常说要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并在第二年 2 月召开国会，但已无力插手它的会议。三月份，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祈祷时陷入长时间的昏厥状态，醒来不久，便结束了生命，那是 1413 年 3 月 20 日的事情。

亨利五世 26 岁时成为英格兰国王，和亨利四世不同，对自己的王位觉得称心如意。他在军营和政务会中度过弱冠之年，并在父亲患病期间断断续续掌理英格兰国政达五六年之久。“他年轻时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迷恋于丝竹管弦之乐，被维纳斯的情火烧得神魂颠倒”，这很可能是事实。不过，即使他确实这样恣意作乐，那也只是一时的消遣，因为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一直参预重大事务。

在动荡不安的英格兰王国，国王久病不愈，各派互相倾轧，社会上和精神上的不安定因素异常强烈，亨利五世因此一度成为众目所瞩的救星。

下议院答应拨款，准备对法作战。国王方面则宣布，任何法令须经下议院同意才能通过。举国上下实现和解，国王宣布大赦，企图减轻过去创伤。他还同苏格兰人谈判，使霍茨珀的儿子获得自由，并恢复他诺森伯兰伯爵地位。他把查理二世的尸骨（或据说是查理的尸骨）运到伦敦，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重新下葬，葬礼极其庄严隆重。在他出征前夜发生一场叛乱，结果被镇压下去。从种种迹象看，这次平定叛乱可谓轻而易举，而且得到全国拥护，极少数人被处以死刑。他赦免了表弟、年轻的威尔士边界伯爵埃德蒙·莫蒂默，后者曾被拥为王，与亨利五世对峙。

1414 年，亨利五世专心在海上和陆地进行整整一年的备战工作。他重新组织舰队，没有沿袭那种主要依靠夺取海盗船只加以改装的传统做法，而像阿尔弗烈德那样，为皇家海军建造许多船只。他至少拥有 6 只“大船”和大约 1500 艘小船。这次远征军经过精心挑选和严格训练。军中有 6000 名弓箭手，虽然由于使用长弓而被迫主要依靠徒步作战，仍有一半人骑马。此外还有 2500 名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士或强壮的武士，每人有二、三个随从。

1407 年，愚蠢的法王查理六世宫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奥尔良公爵路易被勃艮第公爵派人杀害，法国两派对立势力的斗争因此更加激烈，简直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由于这种斗争，英格兰前国王在世时面临的外国威胁相对减轻，使他在统治末年稍得安宁。亨利五世继位时，奥尔良人在法国取得优势，打起国王的军旗讨伐勃艮第公爵。亨利自然站在力量较弱的勃艮第人一边，勃艮第人在困境中表示愿意承认他为法兰西国王。当他率领英格兰渡过英吉利海峡，以便对威廉公爵英格兰一事进行报复时，他可望得到相当一部分法国人支持。

1415 年 8 月 11 日，大约 10000 英格兰军队驶向法国，在塞纳河口未遇到任何抵抗就登陆了。阿夫勒港市被英军围困，于 9 月中旬陷落。亨利五世邀请法国王子同他单独决斗以结束战争，但遭到拒绝。消耗重大的攻城战和疾病使英军不断减员，在军中已引起恐惧。法国主力军开始参战后，英军“军事会议”于 10 月 5 日建议由海路撤军回国。然而，亨利留下一支军队驻守阿夫勒，将几千名伤病员遣送回国。

他决心率领月 1000 名骑士和重甲骑兵以及 4000 名弓箭手穿过法国海岸，经过 100 英里行军到达他的加来要塞，英格兰舰队应在那里等待他。这一决定具体安排说明，亨利五世目的是要引诱法国人进行决战，这个希望没有落空。

他率军经过费康和迪埃普，企图在布朗什塔格渡口渡过索姆河。他接到错误的情报说在布朗什塔格过河会受到阻击，于是便赶到阿布维尔。可那里的桥已被毁掉，只好沿索姆河而上，通过布维和科比到达亚眠以东的地方，只能在贝桑库尔的渡口过河。10 月 12 日，他在贝罗纳扎下营盘。此时他已深入法国境内。

早已开始插入英军和加来之间的法国军队向右一转，从英军面前穿过，赶在英军前卫之前守住康什河。亨利五世正在沿阿尔贝、弗雷旺和布朗吉一线前进，听说敌人已经赶到他前面，兵力显然也比他多。他必须杀出一条血路，否则就要灭亡或投降。

英格兰的克莱西大捷靠的是以少胜多，以守待攻；普瓦蒂埃大捷是靠反攻赢得的；阿让库尔大战是英格兰在陆地上进行的最英勇壮烈的一场战斗，是英国人的一次猛烈进攻战。据估计，法国约 20000 人，列成三条阵线，其中一部分人骑马。他们的敌人数量还不及他们的三分之一，远离祖国，远离海滨，不打胜仗就是死路一条。亨利五世命令弓箭手组成 6 个楔形阵，每个都有重甲骑兵掩护。在战斗前最后一刻，亨利企图避免这样一场殊死搏斗，传令官穿梭往返一阵。他提出归还阿夫勒城和所以俘虏，以换取通往加来的通道；法国王子回答说，他必须放弃对法国王位的要求。亨利得到这个回答后，决心冒险一战。

亨利五世在查问附近城堡叫什么名字之后，下令根据它的名字将这次战斗命名为“阿让库尔战斗”，然后向加来进发。他离开英格兰不到五个月，胜利返回伦敦。阿让库尔战斗的胜利使他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英雄。1416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格斯蒙德访问伦敦，为实现和平，他承认亨利为法兰西国王。但随后又发生一些旷日持久、代价巨大的战役和攻城掠地的活动，使英格兰财力不支，军事狂热才渐渐冷却下来。

1417 年，一支更大的远征军跨过英吉利海峡。经过长期攻打，他们拿下了卡昂。在以后几年里，法国在诺曼底的所以堡垒相继陷落。勃艮第人在巴黎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后，王子的那些鲁莽支持者于 1419 年在蒙特罗杀害勃艮第公爵。 这次暗杀活动导致勃艮第和英国的彻底联合。 奥尔良人主宰的法国在整个战争中已遭惨败。

1420 年 5 月，查理六世根据《特鲁瓦条约》承认亨利五世为他的摄政王，并答应他死后由亨利继承法兰西王位。亨利则同意在一个由法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帮助下实行统治，并遵守一切古老传统。他将拥有诺曼底全部主权，但他继承法国王位时，诺曼底应和法国统一起来，他得到“英格兰国王兼法国王储”称号。为实现并巩固上述权利，他同查理女儿卡特琳公主结婚，卡特琳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亨利五世是在前线用英语给国内写信的第一位英国国王 ，他的胜利是靠英格兰民族的军队取得的，他的政策得到代表英格兰人民的国会的支持。说它代表英格兰人民，是因为乡绅和城市的新兴中产阶级在普通律师的帮助下，使英国国会具有其他国家没有的特点和命运。普塔布斯写道：“没有哪位君主在当代作家的笔下受到如此一致的赞扬……他是一名杰出军人和优秀的外交家，能组织和巩固自己手下全部军队，他重建了英国海军，为我们创立了军事法、国际法和海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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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历来要付出重大代价，亨利五世堂堂大帝国是华而不实的。当年亨利二世破灭的希望，他的继承人也同样无法实现。亨利五世重提英国人对法国人王位的要求，开始了英国中世纪史上最惨的一幕悲剧。阿让库尔战斗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但之后所进行的耗费巨大而没有价值的战役完全抵消它在军事和精神上的意义，后来的一个灾难性的世纪使亨利五世的赫赫战功黯然失色。

1422 年 8 月底，处于权力和荣誉顶峰的亨利在战场上染病而死，可能是患痢疾，当时并无此病的特效药。他临终时接受圣礼并聆听忏悔诗，当他听到“为你建起耶路撒冷的城墙”时，他说：“仁慈的主啊，你知道，我的目标一直是重耶路撒冷的城墙。现在仍然想实现这个理想，如果我还能活着的话。”他生前又一次把英国拖入争夺法国王位的残酷战争，他是宗教界和社会上迫害“罗拉德派”的工具。假如他的寿命像一般人那样长，他的权力可能会服从他的美德，给世间带来人类经常求之不得的和睦和宽容的精神。

杰出的国王不幸早逝，王位传给他刚刚九个月的儿子。

一个婴儿当了英国国王，过了两个月法王查理六世去世，他又毫无异议地成为法国国王。他的叔叔贝德福和格洛斯特成为护国公，他们和各个最强大的家族族长组成的政务会共同设法继续亨利五世的事业。小国王生性温和、善良、正直而又仁慈，他虔诚得无法形容，并且喜欢狩猎和文学，这些爱好后来使他在耻辱而可怕的漫长的一生中有所慰藉和寄托。

他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兰开斯特家族的虚弱体质，从母亲身上继承了查理六世的薄弱意志，因此他身心脆弱。他判断问题不甚明了，摇摆不定，对朋友过度慷概，对敌人缺乏谋略。他过分心慈手软，据说他甚至主张不杀普通盗窃犯和杀人犯，可他对处决许多政治犯的残忍行为被迫采取容忍的态度。他在对立的派系之间飞来摆去，像木偶一样掌理国政，对英国社会和力量的不断衰落束手无策。他在激战场所的外围茫然徘徊，曾经三次被俘。他常常由于陷入半傻或完全白痴状态而倍受苦楚，在人世极度痛苦中整整忍受五十来年，直到杀人凶手将他送到另一个世界。

尽管他昏庸无能，并因此给英国带来灾难，但英国人民看到他那颗善良的心，公正地把他视为圣人。在全国许多地区，只要兰开斯特家族得到坚决支持，他就被奉为圣人和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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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亨利五世去世的时候，英国已经在法国取得军事优势。他的弟弟、贝德福公爵约翰去法国担任摄政王和总司令，此人是一个有军事才能的继承人。英国同勃艮第的联盟仍然存在，这使它赢得巴黎的忠诚和支持。

1422 年 10 月，曾经签署《特鲁瓦条约》的法国国王逝世，英国幼主登上法国王位，但他的继承权受到严重挑战。在卢瓦尔河以南，法国王子实行着统治，而且即将加冕为王。英法战争仍在激烈进行，没有什么能抵挡英国弓箭手的攻击。多次的围困战和抢劫使乡村无限萧条冷落。1423 年，苏格兰人和法国人在巴肯伯爵的率领下，在博吉打败了英国人，但英国人也取得三次重大胜利。

1423 年 8 月，法国人在克拉旺得到一支强大的苏格兰军队的支援。英格兰弓箭手在勃艮第盟军的援助下，将他们大部分射倒在地。一年以后，这幕悲剧又在韦纳伊重演。巴肯在博吉战斗之后任命法军统帅，他劝说他的岳丈道格拉斯伯爵再带一支苏格兰生力军前来法国，并请他亲自担任统帅。法国人取得一些胜利后，向退守卢瓦尔河。可苏格兰统帅道格拉斯带领的 5000 苏格兰人非要打仗不可，结果在箭雨面前几乎全军覆没。道格拉斯、巴肯和其他苏格兰酋长在战场上倒了下去，他们的士兵伤亡如此惨重，以至在这些战争中再也无法组织单独的苏格兰军队。

在国内未能拨来军费而被蹂躏的地区又无粮可筹的情况下，英国人企图以贵族武士率领的几千名弓箭手征服法国辽阔领土。在韦纳伊战斗胜利后，这种愿望更加强烈。英格兰人使用弓箭，战术灵活，甚至五年以后在 1429 年 2 月的“绯鱼战斗”中，法国人以六比一的优势仍然未能获胜，结果还是被约翰·法尔斯塔夫爵士打败。有 400 辆向前线运送英国军队在四旬斋期间必不可少的鲱鱼，途中受到突然袭击。 押运部队将车辆布成车阵，弓箭手站在两车之间或车上，从马尔博罗、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的滑膛枪射程以外的地方粉碎敌人进攻。

但是，不久将成为法王查理七世的法国王子代表着法国。在法国各地，甚至在被征服的省份，崇高的民族精神不仅激励着上层阶级，而且也鼓舞着下层阶级以上的所有人，而法国王子则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体现者。

贝德福在法国期间，格洛斯特独自成为英国年幼国王的护国公，他的奢望和贪欲在英国和勃艮第之间打下一根楔子。埃诺、荷兰和泽兰的继承人杰奎琳公主是个气概不凡的女人。为了勃艮第的政治需要，她在青春妙龄时背嫁给 15 岁的丑八怪、身体羸弱的布拉邦特公爵。她起来反抗这个不幸的命运，到英国避难，请求格洛斯特给予保护。格洛斯特给予她绝对保护，决心娶她为妻。并非按照教规规定的教皇本笃十三世批准杰奎琳离婚，1423 年初，杰奎琳便和格洛斯特结婚。

这件引起非议的风流韵事深深得罪了勃艮第公爵，因为他在低地国家的重要利益受到损害。 勃艮第的腓力怀着仇恨的心情看待世界。他对杀害他父亲的可恶敌人满怀怒气，与法国王子成为仇敌。格洛斯特上述行动消除了他对法国王子的敌意。格洛斯特在公文中指责他不诚实，冰河杰奎琳带着数量可观的军队进入埃诺和荷兰，腓力和英国人在利益上的一致性因此受到严重破坏。

尽管身在法国的贝德福和国内政务会都坚决谴责格洛斯特的行动，并作出很大努力来弥补这个行动造成的损害，尽管教皇经腓力劝说，吃吃不采取必要步骤接触杰奎琳同布拉邦特公爵的夫妻关系，然而英国和勃艮第的关系还是由于这个事件而破裂了。

在这几年里，布列塔尼公爵也疏远英格兰，重视法王的呼吁和建议。根据 1425 年 10 月的《索米尔条约》，他获得对英作战的最高指挥权。他指挥法军时双方不分胜负，但英国的反法联盟却削弱了，疲于战祸的法国有了短暂的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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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 年 6 月，贞德率领曾经在巴德伊取得胜利的军队继续前进。她对查理说，他必须向兰斯进军，在他祖先的御座上加冕登基。兰斯处在敌占区的后方，但在她不可抗拒的魅力面前，查理顺从了。他们所到之处，各个城镇都开城迎接，民众纷纷前来援助查理。在凯歌声中，查理在兰斯以古代最神圣的仪式加冕为王。 查理的身边站着贞德，她的大旗上写着“上帝的意志”。

此时贞德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她沉默了，要求回家照顾自己的小羊和客店里的马匹。但所有人都恳求她留下来，具体指挥作战的法国军官虽不愿接受她的干涉，却已深刻意识到她对整个事业的价值。宫廷胆小畏战，同勃艮第公爵举行和谈。

宫廷和教会对贞德的态度发生变化。在这以前，她一直支持奥尔良人的事业。在取得“二十次胜利之后”，他的使命性质显现出来。她参加战斗是为了上帝而不是为了教会，是为了法国而不是为了奥尔良派。 的确，法国的民族观念是从她身上产生并传播开的。 因此，强大的宗派集团不再支持她。

1430 年 5 月，贡比涅违抗国王命令，起来反抗英国人。贞德只带 600 人去援救贡比涅，他确信这是不顾一切的冒险行动。两军混战一团，要塞本身受到威胁，它的大炮面对混乱的人群也无法轰击。要塞司令官弗拉维的职责是挽救这座城池，他被迫在贞德面前拉起吊桥，把她留给了勃艮第人。

勃艮第人将她以较低的价格卖给英国人，对于贝德福和他的军队来说，她是个女巫、婊子和长于妖术的小魔鬼，无论如何也要把她消灭。可是要提出罪名并不容易，因为她是战俘，交战的贵族当中有许多常规保护着她。他们于是乞灵于宗教力量，博韦的主教和巴黎的学者控告她散布异端邪说。她受到长期讯问，主要罪状是，她拒绝否定自己的“言论”，因此这是无视教会的裁决和权威。 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她的命运吉凶未卜，漫不经心的查理没有伸出一个手指来营救她。 现在没有任何要赎取她的记载。在无穷无尽的压力下，她宣布放弃自己信仰，得到的宽恕是终身监禁，靠面包和清水过活。

教士设下圈套，将她的铠甲和男子服装放在她面前。她又兴奋起来，把衣服和甲胄统统穿上。就在这时，她被宣布为故态复萌的异端派，判处火刑。她在人流中被拉到鲁昂市场的火刑柱前烧死。

贞德死于 1431 年 5 月 29 日。从那时起，战争的形势对英国人极端不利。同年 12 月，幼小的亨利在巴黎加冕。巴黎人对此很冷淡，法兰西全国都抱反对态度。1435 年，勃艮第同英国完全对立。贝德福已经去世，接替他的是一些低能的军官。

法国的总司令杜努瓦没有用骑兵对英国弓箭手进行正面攻击，而是施用巧计或突然袭击，赢得一系列胜利。法军此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700 名工兵在比霍兄弟指挥下，用 22 英寸口径的工程炮向仍在英军手里的许多城堡射出巨大石弹。在亨利五世时代要经过长期围困才能拿下的城市，此时在重炮轰击下不要几天就会陷落。法国北部除加来外全部地区均已光复，连作为阿基坦的埃莉诺的嫁妆、忠诚地归顺英格兰国王已达 300 年的基恩省也已转手。奇怪的是，这个省份几乎立即起来反抗法国统治，要求英国人打回来，重新征服。英国政务会由于内部贵族派系勾心斗角无力给予有效支持。

在 1453 年轻率进行卡斯蒂荣战斗中，勇敢的施鲁斯伯里伯爵塔尔博特和他大部分英国士兵都被杀死。其余同法国讲和，从拉罗歇尔渡海回国。到 1453 年底，通过武力或谈判，英国人以被赶出欧洲大陆。在他们猎取的所有土地中，只剩下加来这个桥头堡。守备这个桥头堡的费用几乎占国会每年拨给王室款项的三分之一。

亨利六世长大以后，他的优良品德和愚蠢无知都显露出来，然而他并不是那么容易管教的。1431 年他 10 岁时，他的教师沃里克报告说，他的“年龄、身体、自负心理以及对皇家地位的意识都在增长，这使他对所受的惩罚愤愤不满”。在他童年时期，政务会就对他进行过大肆渲染，带他参加仪式，在伦敦和巴黎为他举行隆重的加冕礼。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渐渐倾向于对他实行严格一些的控制。由于贵族之间的竞争和全国都对他寄予无限希望，他仍然处于重要地位。一些骑士和绅士已经奉命和他生活了一个时期，并为他服务。

在法国连续受挫的年代开始，有些人极力劝说他行使自己的权力。到 15 岁时，他已参加政务会例行会议，并获准在一定程度上行使赦免和奖赏的特权。政务会争执不下时，则由他作出决定。他常常采取折衷方案，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不满 18 岁，他一心致力于创办他的伊顿公学和剑桥公学。显要贵族们认为，他对社会事务有着过早的和不健康的兴趣，这是他的智力和经验所不及的。他意志薄弱，性情温顺，不适于尚武时代的激烈争夺。

当时如果有一位强有力的国王，就可以恢复国家和贵族之间的平衡关系。人们一致要求限制国内派系斗争，到国外去发动可以获得胜利而代价不高的战争。可是王位被一个虔诚的傻子占据，他的优缺点都使他适合做一个傀儡。那些年是英国的不幸时代。王室囊空如洗，贵族却家财万贯。百姓家徒四壁，但更主要的是横遭不幸，不得安宁，上世纪的宗教问题此时被拉入更实际的政治斗争。

兰开斯特家族的亲王们内讧不休。1435 年贝德福死后，格洛斯特和博福特家族的紧张关系加剧了。作为温切斯特主教、红衣主教、约翰·冈特第三次结婚所生的合法儿子之一，博福特是英国的首富。在教会处于深谋远虑向国家捐献的款项中，他的份额最大。他不断给宫廷和政务会提供现款，但必须有抵押品，而且只能用黄金赎回。博福特一家和他们的朋友萨福克伯爵威廉·德拉波尔总是靠近国王，通过和平手腕和完全超脱的态度取得颇有影响的地位。掌握兵权的人物也常常不得不听从他们的意见。1441 年，这部分势力同格洛斯特公爵对立起来。

格洛斯特公爵那时已经和妻子杰奎琳离婚，同美丽的埃莉诺·科巴姆结婚。埃莉诺是格洛斯特阵营中最薄弱的一环，因而成为专门打击的目标，被人挖空心思地戴上施展妖术的罪名。控告她的人说，她用蜡做成国王的塑像，常常拿塑像在火上烤，让它慢慢溶化。她被判定有罪，被迫穿上赎罪的衣服赤脚在伦敦游街三天，然后被判终生监禁，她所谓的同谋被判处死刑。这显然是两派势力的较量，对格洛斯特确是很大的刺激和打击。

英国在法国的属地逐年丢失，这引起国内的强烈不满。这种情绪不仅感染了贵族，而且也感染了弓箭手节诶及机器在乡村的崇拜者。人民深感民族尊严受到损害。一切的荣光被那些从推翻和杀害贤明国王查理的罪行中得到好处的人践踏了，或者说，确实被他们出卖了。教俗两界的许多煽动者和说教者煽动全国性的社会动乱，他们对人们说，王位的继承系统已经被人用武力改变了。这一切只是时势的一股暗流，但也是激流。这一时势有着朦胧而重要的背景。当时不仅在贵族和绅士中，而且在整个英国土地上，各种力量不断壮大，不久便形成了强大的党派。

亨利六世已经 23 岁，该结婚了。兰开斯特家族的各派都想提供一位王后。博福特红衣主教和他的兄弟以及他们的盟友萨福克，对于由于弊政和失势而削弱力量的格洛斯特公爵占了上风。萨福克被派到法国去进行停战谈判，同时就英格兰国王和法兰西国王的侄女、安茹的玛格丽特之间的婚事进行商谈。这个杰出女人除了美丽和迷人的魅力外，还有统治才能和顽强的精神。

萨福克深知这次使命的微妙和危险性，因此事先请国王和政务会保证，如果他尽最大努力，就不应该为此事的不良后果而受到惩罚，如果有处理不当之处，应该实现得到饶恕。他得到这些保证后，就热情地开始执行这一使命，后来事实证明，这种热情给他带来致命的打击。

玛格丽特的父亲、安茹伯爵勒内不仅是法兰西国王的表弟和宠信的谋臣，也是耶路撒冷国王和西西里国王。这些显赫的王位并没有世纪权力为基础，因为耶路撒冷控制在土耳其手中，西西里也没有一寸土地掌握在他手中，此外，安茹和曼恩还有一半地区多年来一直被英军占领。萨福克被玛格丽特迷住了，他促成这件婚事。 由于心情迫切，他未曾受权便在协议中达成一个秘密条款，将曼恩送给法国。 格洛斯特势力如此强大，对法国仇恨如此深刻，关于英国在战争中被出卖的怨声如此强烈，以至协议中的秘密条款处于绝密状态。

国王和玛格丽特在 1445 年成婚。萨福克受封侯爵，几个亲戚也成为贵族。但这个秘密像勉强包在纸里的火炭，由于越来越多人赶到他们被法国打败了，这个火炭终究要露出来，预示着极大的危险。

从 1441 年开始，在妻子埃莉诺受到处罚后的 6 年里，格洛斯特过着隐居生活，单靠收集书籍聊以自慰。他的敌人在这关键时刻决心除掉他。萨福克和红衣主教博福特的侄子埃德蒙·博福特得到萨默塞特公爵和白金汉公爵的支持，拥护王后而挟持国王，在圣埃德蒙兹伯里的国会会场埋伏一支王家军队，逮捕了前去开会的格洛斯特。17 天以后，格洛斯特尸体成列出来，为的是让众人看到尸体上没有伤口。可当年爱德华二世的死因昭然若揭，所以没有伤口并不能使公众相信他不是被人害死的。此时人们普遍认为，格洛斯特是萨福克和埃德蒙·博福特明确下令杀害的，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公正。现行说法是，格洛斯特之死系前途破灭引起的愤怒和震惊所致。

不久复仇的力量便大显身手。1448 年，法国人占领曼恩，割让曼恩的秘密条款因此公诸于世，英国社会各界大为愤慨。全国公众由于帝国瓦解感到痛苦和愤怒，这时不列颠岛上即将发生的可怕内战的根源。兰开斯特家族篡夺王位，搞乱财政，出卖海外属地，现在手上又沾满被害者鲜血。所有人都认为，心地善良而头脑愚笨的国王与这些罪责无关。从此，约克家族成为英国日益强大的竞争势力。

埃德蒙·博福特已是萨默塞特公爵，担任驻法英军司令的职务。萨福克仍留在国内，面对日益强烈的报复情绪。海军也积怨甚多，掌玺大臣莫林斯主教奉命到朴茨茅斯给舰队发放尽力筹集到的军饷时，被水手们辱骂为卖国贼。在那里，将去法国增援萨默塞特的军队举行暴动，杀死了莫林斯。即将移交要塞的指挥官拒绝撤出要塞，法军便以武力夺取他们不愿交出的一切。

萨福克受到弹劾，国王和玛格丽特竭力援救他。1450 年，亨利国王利用自己的特权将这场诉讼大事化小，让萨福克到国外流亡 5 年。当时英国处于漫无约束的可怕状态。当这个被放的公爵带着随从和财宝乘坐两只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时，皇家海军最大战舰“伦敦塔尼古拉斯号”向他的船只冲去，将他抓到舰上。舰长对他说了不祥的话：“欢迎你，卖国贼。”两天以后，他们把他押上一只小船，用一把钝剑砍了 6 下，砍断了他的头。 皇家军舰竟敢把一位在国王特殊保护下外出旅行的皇家大臣逮捕杀害，由此可见那个时代状况之一斑。

6、7 月间，肯特爆发起义，兰开斯特指责约克曾在幕后支持起义。杰克·凯德是善于打仗而性格不好的职业军人。他通过各地治安官以某种形式纠集几千人马，向伦敦进军。他被接纳入城，但他后来私设公堂，在奇普赛德街处决了财政大臣赛勋爵，政法官和市民开始反对他。他的追随者得到赦免的保证后边四散回乡了，他自己被追捕到案并判处死刑。正压起义的成功暂时恢复政府权威，亨利又有一段短暂空隙时间，可以专心创办伊顿公学和剑桥公学，也可以热恋玛格丽特，她已博得亨利的爱情和体贴。

法国人继续驱逐英国人，英国要塞相继陷落，大部分驻军已撤回国内。这场灾难来势凶猛，使英国人感到震惊，它不仅影响每个大臣的地位，也震撼兰开斯特王朝的基础。1449 年 3 月，英国在富热尔机器愚蠢而又背信弃义地破坏停火协议。到 1450 年 8 月，诺曼底全境陷落。到 1451 年 8 月，英国统治 300 年的加斯科涅也全部丢失。亨利五世时代经 11 年奋战赢得的土地，如今只剩加来。

1429 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拥有 40 先令财产的人才有选举权。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武断确定的选举权制度子啊英格兰实行了 400 年，直到 1832 年颁布《改革法案》之前，一切战争和冲突、决定重要问题和国内外重大事件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这个法令的前言中写道，过多“没有财产”的人参加选举，导致杀人、骚乱、攻击和世仇等问题。因此议会选举中长期实行了一种落后的法令，可几百年来国会的特权从未这样大，也从未如此明显地被人利用。

法律的力量被用到阴谋活动中。贵族采取暴力时，借助或无视法律，而且益发容易逃脱法律制裁。宪法被用来压迫人民，谁没有地方权贵保护，他的生命和土地就不安全，连最起码的权利也得不到保证。从帕斯顿家族的著名书信（这个家族从 1422 年到 1509 年的书信是了解 15 世纪英国社会状况的重要依据之一）中可以看出， 英格兰在理解力、标点符号和整个文化方面非常进步，但它却从和平宁静的生活退到野蛮的混乱状态。

此时有了高度复杂的社会结构，它尽管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弊病，却不断得到发展。政府的贫困，通讯的困难以及正当的立法和军事力量都使它维持一定的平衡。社会有公众舆论，有普遍的道德观念，有可贵的传统，更主要的是有一种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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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战争的灾难即将降临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不应轻视导致这场战争的重大问题，也不应低估为避免这场战争而长期进行的不懈努力。所有人需要和迫切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征服。有些人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支持现存的合法政府；另一些人长期以来秘密议论说，篡位者强行统治他们，现在已经不能胜任了。兰开斯特家族的反对派把权利和希望寄托在约克公爵查理身上，根据惯例，他更有权利继承王位。他是剑桥伯爵查理的儿子，是约翰·冈特之弟约克公爵埃德蒙的孙子。在爱德华三世的曾孙中，除亨利六世以外他是唯一的本族后代。从母亲的血统来看，他的权利也优于别人，他的母亲是冈特的哥哥克拉伦斯公爵莱昂内尔的后代。

《1407 年法令》废除了冈特私生子博福特兄弟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后所获得的继承权，如果亨利六世能取消这一法令，埃德蒙·博福特（萨默塞特）就比约克更有父系继承权。约克怕的正是这一点。约克已经取代格洛斯特，成为王族的第一位父系亲王。格洛斯特死后，合法的兰开斯特家族除亨利六世以外再没有其他男性继承人。在约克周围和手下，聚集一大批心怀不满的人。在这些人促使下，他犹豫不决地要求参加政府，并企图利用玛格丽特王后日益强烈的敌意最终获得王位。

约克派势力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它们在英格兰西部和南部、肯特伦敦和威尔士尤其强大。肯特暴动的首领杰克·凯德曾自称莫蒂默，这是意味深长的事情。当时全国普遍认为，那些自己标榜约克派的人在朴茨茅斯杀害莫林斯主教，又在海上杀害萨福克。兰开特斯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已经结下血海深仇。

约克公爵查理是一位秉性耿直、奉公守法、行动缓慢而颇有才干的亲王。兰开斯特政权交给他的每一项职责，他都忠实圆满地完成。他的贡献较大。他本来会乐于管辖加来和英国在法国的其他属地，由于萨默塞特的缘故剥夺了这些权力，后来他接受管辖爱尔兰的任务。他不仅征服了爱尔兰部分地区，还博得当地人民的好感。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一些控制着权力不大的软弱国王，他们由于国家遭到灾难而失去信任，而且欠下血债；另一方面，一位正直英明、具有治世之才的人得到全国性党派的支持，而且对往往王位拥有更大权利。

对于使英国分裂的这场争论有所研究的人，都可以看出诚实的人们多么容易相信某一方的理由。 当亨利六世意识到他的继承权受到怀疑时，他有些惊讶。他说：“从我在摇篮里开始，我已经当了四十年国王。我父亲是国王，我祖父也是国王。你们多次向我表示效忠，你们的父辈也向我父亲立过这样的誓言。”另一方面则宣布，不符合事实的誓言是无效的，错了的事情必须纠正过来，篡夺王位绝不能因岁月的推移而合法化，君主地位只能建立在法律和正义的基础上，承认篡位者的王朝就等于允许乘机造反，也就是等于允许破坏英国社会的基础。

英国各地的观点主要是这两类。约克派在富庶的南方占统治地位，兰开斯特派占据好斗的北方，但双方势力范围内各有对方影响。市民和人民大众总的说来没有参加贵族极其武装随从的这场战争，而且有些人认为“贵族越少越好”，不过他们内部也有深刻分歧。他们尊崇国王的善良和虔诚，也敬佩约克公爵的德行和温和性格。在各个地区和各个阶段，民众的态度和感情对斗争的双方都有深刻影响。 欧洲目睹近 30 年的惊人残酷战争，可在这场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座城镇遭到劫掠，普通百姓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地方政府保持自己的大部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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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 年，沸腾的民怨和激烈的冲突促使约克公爵采取进一步公开行动。他离开爱尔兰的统治岗位，私自在威尔士登陆。在翌年召开的国会上，一个姓杨的下议院议员大胆建议，应该宣布约克公爵为王位继承人。此时国王已结婚六年，还没有孩子，从他的名声看，他似乎也不可能有儿女了。 国王以罕见的坚决态度拒绝这个要求， 显然是受了玛格丽特的鼓动。他拒绝放弃生儿育女的希望，国会一散会，他就把那位放肆的议员关进伦敦塔。同时，他还同约克公爵闹翻了。约克公爵回到他在威尔士边界的勒德洛城堡。

政府未能在国内恢复法律和秩序，也未能防止在法国遭到失败，约克对此非常不满。他越来越深信，必须把控制着意志薄弱的国王的博福特一伙赶下台。于是在 1452 年 2 月 3 日，约克发表致施鲁斯伯里市民的公开信，指责萨默塞特使英国人在法兰西蒙受耻辱，还指责他“一直在国王陛下身旁搬弄是非，企图加害于我，贬低我的出身，剥夺我和我继承人以及我身边一些人的权利……这个公爵长期控制和摆布国王……”。发表这个宣言后，约克带着几千人的军队和大炮从施鲁斯伯里向伦敦进军。他挺进到肯特，指望曾经跟随杰克·凯德暴动的人聚集到他的麾下，可实际反应大失所望。伦敦拒绝接见他的使者，国王被玛格丽特、萨默塞特和兰开斯特利益集团以一支强大的军队带到布莱克希思。内战似乎就要开始了。

实际上，在一年多时间里，萨默塞特同时掌握着法国境内属地和英格兰国内的大权。

不久，一连串不幸的事件接踵而至，英国人在法国的灾难达到极点。塔尔博特要收复加斯科涅的企图受到挫折。1453 年 7 月，他在卡斯蒂荣败北，波尔多也在 10 月失守。总司令萨默塞特经受失败的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亨利国王疯了。 他到威尔特郡渡过 7、8 两个月。他突然失去了记忆力，谁也不认得，甚至连王后也认不出。他能吃能喝，只是语无伦次，也不能走路。他有一年零三个月神志不清，复原以后他说，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这些情况传出以后，玛格丽特王后企图当摄政王，但对立势力过于强大，兰开斯特派不敢采取这样的行动，而且玛格丽特有其他要事缠身。 10 月 13 日，她生了一个儿子。 这件事不可避免地决定了人们的看法，它似乎永远剥夺了约克派的继承权。到此为止，双方都不想采取激烈措施。如果兰开斯特派只在亨利生前掌理国政，约克派将在他死后继承王位，双方都同意这个正常的合法安排。可现在，兰开斯特派似乎要独占鳌头了。

国王的神志不清导致萨默塞特的垮台，使他再也无力经受约克的打击。约克的追随者向政务会控告萨默塞特，1453 年 12 月，萨默塞特被关进伦敦塔。约克实力雄厚，当上了摄政王。他通过国会采取各种行动，奉行比较温和的政策，可一些人还是不能容忍他。他完全控制了政府机构，并得到国会两院的支持。他可发挥才能的时间并不长，但人们承认，政局在他统治下迅即好转。

他冷酷而积极地镇压私人军队，取消私人防务，恢复商旅安全和全国治安。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重要支持者中进行仇杀的几个人监禁起来，其中有德文郡伯爵。如果说他没有把狱中的萨默塞特提出受审，那只是宽容的缘故。他的支持者对他的宽容赶到吃惊。政府掌握在他手中，他的前途由于国王得子而受到影响。他的权力或生命随时都会由于国王的康复而完结，但他坚持正义，恪守信用。这是他的清白之处，也是他的丰碑。在历史的镜子面前，他是一位爱国者，随时准备维护修明政治而献身，不愿为个人利益而反对国家。

惊人的事件不断发生。人们普遍认为亨利断了香火，而他却得一子；他似乎永远陷入昏聩的状态，却又突然复原。1454 年圣诞节时，他完全恢复了智力。他问身边的人自己刚才是否在睡觉，睡觉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玛格丽特将儿子抱给他看，并告诉他，她已把儿子命名为爱德华。他向苍天伸出双手感谢上帝。据帕斯顿家族书信记载，他说，他“在那以前不知道别人对他说什么，也不知道他患病时身在何处，现在才明白了一切”。他派施赈吏向坎特伯雷送去谢恩的捐献，宣布自己“对全世界广施博爱”，还说他“希望贵族也能步骑后尘”。

他的敌人和支持者都已死去，他达到权力的顶峰。他在尽情享乐的同时，有足够但力量保持对王国的绝对控制。他从登基伊始，一直很少召集国会，因为议员们总是找麻烦。可到了缺钱的时候，他不得不召集国会。当时使各代国王保持清醒头脑的呼声是，“国王应该自力更生”。但提出这条原则的人们没有考虑到政务日益纷繁的因素。 国王的经济来源有祖传领地上的收入和一些捐税，还有无人继承但财产或意外横财。 光靠这些微薄收入，怎能维持同日益发展的社会相适应的统治？在这种条件下，要想实现对法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愿望更是不可能的，甚至保卫苏格兰边界也极其困难。无论谁当国王，都得利用好战但北方贵族，他们但世袭职业就是守卫苏格兰边界地区。但，这一切都需要现钱。 中世纪国王没有钱就无所作为，即使现在金钱仍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爱德华决意尽量避免同国会发生关系，20 岁的时候，他就顶住战争的压力而努力争取“自力更生”。现在他已取得胜利，毫无对手，便开始在个人花销之外的各个方面厉行节约，并且避免在海外进行冒险活动，以免陷入向国会乞讨的境地。他从没收的兰开斯特派领地上获得新的收入来源，王室从玫瑰战争中得到了好处。这样，只要和平的环境保持下去，他就可以自付一切费用。但贵族和人民的目标却不止于此，他们想再次征服法国。他们为法国境内属地的丢失感到痛惜，尽管自己遭受苦难，却仍然怀念阿让库尔、普瓦蒂埃和克莱西战斗的胜利。爱德华四世则避免战争，他从不喜欢战争，也尝够戎马生涯的艰辛。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国会得到同勃艮第联合进攻法国所需的大量款项。

1475 年，他入侵法国，但打到亚眠附近的皮奎尼便休战了。 路易十一也像他那样认为，在和平环境中，国王力量强大，地位巩固，而在战争中，他们则会受制于自己的臣民。 这两位国王谋求和平，结果如愿以偿。路易十一向爱德华四世提议一次交纳 75000 克朗，然后每年纳贡 50000 克朗，这笔贡金几乎足以使王室预算实现平衡，使爱德华完全不依靠国会。爱德华同意这笔交易，签署了《皮奎尼协定》。但他的盟友勃艮第公爵“勇士查理”对此很不满意，在贝罗纳大庭广众之中，当着所有英国军官的面说自己被盟友无耻地出卖了。

爱德华忍受了这些指责，他撤退回国，连续 7 年坐享法国的大笔贡金。同时，国会多次拨款供他侵法之用，他把这些款项的绝大部分都储存起来。我们可以看出，爱德华四世虽然通过残酷的行动和屠杀等手段来争夺王位，但内心深处却喜欢和平安谧的生活。我们绝不可说他的政策对英国有害，英国需要长久的和平，才能从可怕的内战创伤中恢复。法国政府从他身上看到亨利五世的令人生畏的本领，为避免他发挥付出大量金钱，这正中爱德华四世下怀。 他在统治过程中节省开支，到归天之时，成为亨利二世以来第一位没有债务而使国库殷实的国王。 他尽量限制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同时却使英格兰民族的力量复兴起来。他由人们心目中首屈一指的枪尖变成缓冲器，在当时颇有用处。 正如 J·R·格林所写的那样，“他的消极和玩乐可能只是掩盖特殊政治才能的面纱”。

他最后不得不召集国会，不是为了要钱，他依靠没收的财产、法国的贡金和自己的贸易利润仍能正常统治。同他发生纠纷的是他的弟弟克拉伦斯。虽然兄弟俩在巴内特战斗和杜克斯伯里战斗之前达成的密约得到严格遵守，但爱德华再也不信任克拉伦斯了。克拉伦斯也知道，这个伤口虽然已经愈合，却没有长好。他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亲王，在全国飞扬跋扈。他怠慢国王，蔑视王家法庭，把一些由于私人问题得罪他的人处以死刑，并认为无人敢动他一根毫毛。据说爱德华同埃莉诺·巴特勒订立过婚约，后来格洛斯特公爵查理利用这个借口篡夺王位，这个婚约的秘密可能就是克拉伦斯发现的。

如果证明爱德华同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的婚姻是非法的，克拉伦斯就是下一个合法继承人，从而对爱德华构成威胁。1478 年 1 月，爱德华耐性到了极限，他专门召开国会谴责克拉伦斯。他列举克拉伦斯冒犯国王的累累罪行，构成逆君之罪。不出所料，国会接受爱德华意旨。它发布判决书，判处克拉伦斯死刑，由国王执行。然后议员们便散会回家，他们为没有派下新的税款而暗自庆幸。

克拉伦斯早已被关进伦敦塔。根据莎士比亚的作品，克拉伦斯公爵是在一大桶白葡萄酒里淹死的，这肯定是 16 世纪流行的说法。不管怎样，迄今无人试图证实任何其他说法。

格洛斯特公爵受到命运宠幸。亨利六世死后不久，他便和沃里克女儿、沃里克大领地的一个继承人安妮结婚。他们的结合并未引起人们兴趣，因为安妮虽没有同在杜克斯伯里阵亡的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结婚，但已经和他订婚。尽管如此，重要的利益得到结合。

在这些年里，伊丽莎白王后生了 5 个女儿，2 个儿子。1483 年，一个儿子 12 岁，另一个 9 岁。王位继承问题似乎很明确，也很保险，爱德华国王本人只有 40 岁，再过 10 年，约克派胜利就可能永久保持下去。可命运女神进行干预，提醒纵情享乐的爱德华注意他的一生即将结束。因此爱德华把主要经历放在保证年幼的爱德华五世继承王位的问题上。

1483 年 4 月，死神突然降临，使他没有时间采取必要措施。他虽然始终爱恋伊丽莎白，却一生荒淫无度。仅仅病了 10 天，便在壮年去世，当时王后还在英格兰中部。史学家肯定地说，爱德华的早亡使酒色过度带来的惩罚。由于他的暴卒，他忠实的弟弟查理突然看到了光辉灿烂的前程。

爱德华死得如此突然，全国上下无不为之愕然，国内立即产生严重的危机。在巴内特战斗和杜克斯伯里战斗之后，老派贵族眼看伍德维尔家族的人重新掌权得宠，只好忍气吞声。但在英国各地，王后的这些亲戚引起普遍不满或受到蔑视，而那时爱德华却背着王后同情妇简·肖尔尽情欢乐。现在死神推到了这种不稳定的复杂关系所依赖的唯一支柱——国王的权威。

爱德华四世长子爱德华在他的舅舅、第二代里弗斯勋爵的照顾下住在威尔士边界的勒德洛。必须设置一位摄政官，人选已经无可争议。国王的忠实兄弟格洛斯特公爵查理战功赫赫，举止庄重，精通政务，由于剥夺沃里克财产和其他许多大片领地而拥有雄厚财力，并担任所有的军事要职，因此是别人望尘莫及的合适人选，何况爱德华生前曾指定他担任这个职务。大多数老派贵族都支持他。

老派贵族至少有一点不能容忍，即不许伊丽莎白王后及其出身微贱的亲戚再占支配地位，另一方面，拥有许多追随者和本族支持者的里弗斯勋爵在勒德洛控制着新国外。双方互相观望了三个星期，均未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在 4 月达成协议：新国王应尽早到伦敦加冕，随行军队不能超过 2000 骑兵。根据这个协议，里弗斯勋爵和他的侄子格雷率领 2000 骑兵，经由施鲁斯伯里和北安普敦向南而行。他们到达斯托尼斯特拉特福时，听说由约克郡前往伦敦的格洛斯特公爵和他的盟友白金汉公爵在他们后面，距离 10 英里。于是他们掉头回到北安普敦去迎接这两位公爵，毫无戒心。格洛斯特欢迎了他们，一起尽情畅饮了一番。

第二天早晨，里弗斯勋爵醒来时发现客栈许多门都已落锁。他询问为何如此戒备，格洛斯特和白金汉公爵指责他“企图分裂”国王和他们的关系，并立即逮捕了他和格雷。然后查理率领他的军队骑马奔向斯托尼斯特福，逮捕了那 2000 骑兵的指挥官，并冲到年轻国王身边，说他发现里弗斯等人企图夺取政权和压迫旧贵族。 听到查理这番话，爱德华采取统治期间有记载的唯一的断然行动——他哭了。

第二天早晨，查理又去见爱德华，以叔叔的身份拥抱他，以臣下的身份向他鞠躬，并宣布自己为摄政官。他将爱德华五世带来的 2000 骑兵遣散回乡，剩余队伍开始向伦敦进发。

伊丽莎白王后早已回到伦敦，对未来不抱什么幻想。她一到伦敦，便立即和她另外几个孩子隐居威斯敏斯特教堂，在教堂和王宫之间的墙上掏了一个洞，以便传递她能够得到的个人应用物品。

国王失去自由的消息在首都引起一阵混乱。“他将被送去处死，至于地点，谁也不知道。”但黑斯廷斯勋爵向政务会保证说，一切都很正常，如果发生混乱，只能推迟同英格兰王国的太平有重大关系的加冕仪式。担任国务大臣的约克大主教企图打消伊丽莎白王后的疑虑，他说：“请夫人放心，如果他们不为在他们手里的王储加冕，我们明天就为你身边的另一个儿子加冕。”他甚至把国玺交给王后作为保证。他并不是搞什么阴谋，只不过是个老傻瓜，想不惜一切代价谋取王国的安全和太平。可是他很快又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怕，设法把国玺取了回来。

国王 5 月 4 日才抵达伦敦，而加冕仪式正定在这一天，因此只得推迟。他被安排住在伦敦主教的宅邸，教俗两界所有贵族纷纷前往拜见，表示忠顺。摄政官查理和他的朋友感到，国王成为教士的客人不太合适。当王后的朋友建议国王住在圣约翰骑士团的克莱肯韦尔驿官时，查理说，让他住在自己的土地上，住在自己的城堡里，倒更合乎国王尊严。政务会贵族一致同意这个决定。年幼的爱德华五世难以抗争，而且抗争对自己的安全也没有好处。在隆重的仪式和效忠的表示后，这个 12 岁的孩子被带进伦敦塔，大门随后紧关。

这场悲剧下一幕轮到黑斯廷斯勋爵，他在爱德华四世晚年担任重要角色。爱德华四世死后，他坚决反对伍德维尔家族，但也第一个不赞成查理那些做法的人。一切大权迅速集中到查理手中，黑斯廷斯勋爵和其他一些显要贵族对此甚为不满。黑斯廷斯因此开始向仍然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王后等人表示友好。至于后事如何。我们确切知道的只是他于 6 月 13 日在伦敦塔召开的政务会上突然被捕，当天未经审判变成刀下之鬼。

查理已经下令他的北方军队在可靠的军官查理德·拉特克里夫爵士率领下奔向伦敦。在南下路上，拉特克里夫从一座城堡里提出在押的里弗斯勋爵、沃恩勋爵、格雷勋爵和 2000 骑兵的指挥官。在黑斯廷斯遇难几天后，他在彭弗雷特将他们统统斩首。

在此期间，伊丽莎白王后和她另一个儿子仍然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这个避难所。查理感到应该把国王兄弟都置于他的监管下，便要求受过清洗的政务会请王后交出这个孩子，如果拒绝，便准备使用武力。王后无奈，只好照办把 9 岁的小王子交给查理，送进了伦敦塔，兄弟俩再也没有出来过。

此时查理的北方军队正浩浩荡荡地接近伦敦，据说人数成千上万，他感到自己有足够力量采取下一步行动。爱德华五世加冕礼已经推迟好几次。

6 月 25 日，国会召开会议。它收到一份卷宗说，已故国王爱德华四世同伊丽莎白的婚姻纯属非法，因此爱德华的孩子都是私生子，于是它请查理登基。第二天，他在隆重的仪式忠登上王位。同时，拉特克里夫从北方派来的军队在菲斯伯里菲尔德接受检阅。他们实际有 5000 人左右，“衣冠不整……生锈的铠甲既不能抵挡刀剑，也无法擦出亮光”。伦敦人发现有关他们的力量和人数的消息十分夸张，这才放下心。

查理三世的加冕礼定在 7 月 6 日，隆重仪式和游行缓和人民的不安情绪。为表示自己的仁慈，查理释放了约克大主教，并把伊利主教莫顿移交给白金汉公爵，监禁得松一些。宗教界受到特殊重视，鲍切大主教为国王和王后戴上王冠，接受了涂油礼，当着众人领了圣餐，最后到威斯敏斯特宫举行盛宴。此时，整个计划似乎全部实现了。

可就从这时开始，各个阶级对查理三世产生强烈的不信任和敌意，他的一切手段和能力都无法缓和这种情绪。编年史家费比恩在 1516 年出版一部著作，书中写道：“查理三世咎由自取地受到国内大部分贵族的强烈怨恨，连以前爱戴和颂扬他的人也都……怨气冲天，除了害怕他和得到他大量赠礼的人，几乎无人支持他。”

查理三世掌握统治大权的时候，利用一切条件宣扬自己的观点，可人们却普遍不相信。毋庸置疑，全国大多数人确信，查理利用自己的摄政官权力篡夺王位，爱德华四世的两位王子已经在伦敦塔内消失。

为查理登基立下汗马功劳的是白金汉公爵，接受查理赠礼和宠爱最多的也是他。但在查理登基 3 个月内，白金汉公爵却由他的一个主要支持者变成一个死敌。我们对他的动机并不清楚，可能他预见这次篡位的后果，想逃避帮凶罪名，也可能为自己安全担心。他自己不也是王族后裔？无论从博福特家族的关系看，还是从托马斯·伍德斯托克的关系看，他都是爱德华三世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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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理查三世开始从牛津穿过英格兰中部的旅行。在每一座城市里，它都纠正冤案，排难解纷，普施恩惠，笼络人心，企图造成良好的印象。可他仍然感到在他周围的一片感激和忠诚的外表下，存在对他王位的默默挑战。在南方，这种挑战几乎公开化。伦敦、肯特、埃塞克斯和伦敦附近各郡的反对情绪已经非常强烈，人人要求释放两位王子。可是理查并没有怀疑到白金汉公爵有什么强烈不满，其实，公爵在格洛斯特就已经同他分道扬镳。

他担心自己的王冠被人夺走，只要两个侄子活着，反对他的各种力量就有汇合点。由于这个原因，便发生了与理查名字不可分割的严重罪行。他本性残忍无度，他的利益也昭然若揭。可以肯定，1483 年 7 月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伦敦塔里两个孤立无援的孩子。然而有些人认为，他们在狱中又生活了两年，后来被亨利·都铎处死。实际上，在这两年里没有人看见过他们，也没有关于他们的任何记载。

根据托马斯莫尔的说法，理查在 7 月决意消除两位王子对他王位和太平生活的威胁。它派遣名叫约翰·格林的特使去找伦敦塔的卫戎长布雷肯伯里，令他处死两位王子，结果遭到拒绝。格林碰了钉子去见理查，理查愤怒地喊道：“我认为最愿意替我效劳的人都不肯执行我的命令，我还能信任谁呢？”一个侍从听到这番话，提醒他说，昔日和他一起战斗的詹姆斯·蒂勒尔爵士能够做任何事情。于是蒂勒尔带着敇命前往伦敦，命令布雷肯伯里将伦敦塔所有钥匙交给他掌管一夜。蒂勒尔拿到钥匙后，立即杀人，把他们埋到伦敦塔内一个僻静的角落。到亨利七世统治时期，蒂勒尔由于其他罪行被判死刑，押在伦敦塔，据说他作了坦白。

查理二世统治时期，通往白塔小教堂的楼梯在 1674 年改建时，发现一些碎石下面埋有两具男孩尸骨，看上去和两位王子遇害时年龄相同。皇家医师对尸骨进行检查，一些考古学者报告说，它们肯定是爱德华五世和约克公爵的尸骸。查理二世接受了这种看法，将两具尸骸移到威斯敏斯特的亨利七世小教堂重新下葬，并用拉丁文刻了碑文，把一切罪责归于他们背信弃义的叔叔——“王国的篡位者”。

白金汉公爵已成为英格兰西部和南部密谋反对理查三世的中心人物，他决心实现自己的王位继承权。他似乎根据自己对理查的了解估计到，关在伦敦塔的两位王子已经死去。 他这时碰到博福特家族幸存者、里奇蒙夫人玛格丽特，并意识到即使约克家族都被抛在一边，还有人比他更有王位继承权，那就是玛格丽特和她的儿子、里奇蒙伯爵亨利·都铎。 玛格丽特以为白金汉公爵仍是理查左右手，请他劝说理查允许她的儿子里奇蒙伯爵亨利同伊丽莎白结婚。伊丽莎白是爱德华四世女儿，仍和母亲躲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这个打算同理查利益有根本的冲突，他决不会支持。

白金汉公爵则认为，这件婚事如果成功，就可以把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的继承权结合起来，弥合长期分裂英格兰的裂痕，促使反对篡位者的强大统一战线立即形成。

同年 9 月，理查巡行到约克时，封自己的儿子为威尔士亲王，在他敌人看来，这证实了那些可怕的传闻——两位年幼的王子被他们的保护人杀害。

白金汉公爵全力准备在 10 月 18 日发动大规模暴动。他将在布雷克诺克集合自己的威尔士军队，西部和南部各郡都将参加暴动，里奇蒙伯爵亨利将在布列塔尼公爵援助下，率领一支 5000 人的军队在威尔士登陆。遗憾的是，民众听到两位王子遇害的传说后怒不可遏，打乱了这个周密的计划。在预定暴动日期前 10 天，肯特郡、威尔特郡、苏塞克斯和德文郡纷纷发生暴乱。10 月 12 日，里奇蒙伯爵亨利被迫在天气很坏的情况下从布列塔尼出航，结果舰队被风暴打散；白金汉公爵在布雷克诺克举起战旗的时候，天气也异常恶劣，一场大暴雨淹没了赛文河谷，使他困在威尔士边界的一个地区，既不能补充给养，也无法按计划同德文郡暴乱队伍会合。

理查三世以最大力量采取行动，率领军队前去镇压暴乱。南方分散的暴乱队伍被镇压下去，白金汉公爵的队伍也土崩瓦解，他本人躲藏起来，一面遭到报复。里奇蒙伯爵终于到达英格兰海岸，克只剩下两只船。他将船往西驶向普利茅斯，等待永远不会发出的信号。他在普利茅斯不明情况，为谨慎起见便又打听一下，得到的消息使他不得不返回布列塔尼。白金汉公爵的头颅赏格很高，他被人出卖给理查，后者立即杀害了他。全国各地恢复了秩序，理查又巩固了自己的王位。

在新的一年里，理查开始在各个领域进行一系列有见识的改革。他为爱德华四世统治下形同虚设的国会恢复的全力，宣布国王以“索借”方式筹集岁入的做法为非法。国会在长期沉默后，又开始进行一系列立法活动。贸易活动受到许多法案保护，虽然欠妥，但用意是好的；国会还颁布土地法，以限制土地的托管问题。为取悦教士阶层，理查确定了他们的特权，捐献新的资金，努力发展学术活动。富丽堂皇的场面受到限制，败在理查手下的政敌得到宽恕，贫困的情愿者受到照顾。

但这一切均告无效。理查的罪行在全国燃起的仇恨怒火仍在熊熊燃烧，不可扑灭。无论广施恩惠，还是采取明智措施，或取得行政方面成就，对这位有罪的国王都毫无帮助。

理查自己也忐忑不安，他感到恐惧，常做噩梦，觉得每个角落都有惩罚等待他。托马斯·莫尔爵士写道：“我得到可靠秘密消息说，在那次可怕的暴行以后，他的心里在没有平静过，也没有产生过安全感。他每次出言，总是目光游移不定，身体暗地作了防护，一只手从不离开佩剑，那副表情和举止就像随时准备搏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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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4 年 4 月，理查三世遭到可怕打击：他的独子威尔士亲王米德尔哈姆不幸夭折，而他的妻子、沃里克的女儿安妮身体已垮，再也不能生育。里奇蒙伯爵亨利·都铎显然成为有竞争性的王位继承人。

“兰开斯特家族中最有继承权的”里奇蒙是威尔士人，他的祖父、1461 年被约克派处死的欧文·都铎如果确实结了婚，他的祖母便是亨利五世的遗孀、法国的卡特琳，他的母亲是玛格丽特·博福特。因此他在母亲这方面有爱德华三世的血统，在父亲这方面多少有些卡德瓦拉德以及包括阿瑟王在内的古代不列颠国王的血统，甚至还有法国王族血统。他青少年时代是在动荡的生活中度过的。他在童年时代有 7 年被困哈莱克城堡里；14 岁时，兰开斯特在杜克斯伯里战败，被迫逃亡布列塔尼。此后他一直过着贫困的流亡生活，这些磨难在他性格中留下了烙印，使他变得狡猾多疑。克这一点并未影响他的高傲气质，也无损于他远大的目光和济世之才，更没有改变他的表情。据说，他“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同别人谈话时尤其笑容可掬”。英格兰人此时都把希望寄托在里奇蒙伯爵身上。显然，如果他像母亲打算的那样同爱德华四世长女伊丽莎白结婚，全国极度厌倦的残酷的王位之争可能彻底结束。

白金汉公爵叛乱失败后，里奇蒙伯爵和他的远征军退回布列塔尼。对他一直友好的布列塔尼公爵，又为他及其手下约 500 名英国贵族提供食宿。理查国王积极进行外交攻势，建议以巨款引渡他的敌手里奇蒙。布列塔尼公爵患病时，他的大臣朗杜瓦企图出卖这个值钱的人质。里奇蒙估计到这种危险，在大难临头的关键时刻逃到法国。

根据竭力分裂英国的一贯政策，法国摄政王安娜热情地接待了他。布列塔尼公爵病情好转后，斥责了他的大臣，继续庇护这些英国流亡者。里奇蒙在法国遇到兰开斯特派残余力量的首要人物牛津伯爵，后者逃脱 10 年的监禁，继续进行过去的斗争。过了一个时期，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都有许多重要人物摆脱理查，聚集到里奇蒙身边。

里奇蒙把自己的重大希望寄托在他同伊丽莎白的婚事上，但在这方面，理查也并未漠然置之。在白金汉公爵发动叛乱之前，他就已采取措施防止伊丽莎白溜出庇护所和英格兰。1484 年 3 月，他建议同他称为“伊丽莎白·格雷夫人”的前王后和解，不幸的王后没有拒绝。理查郑重立约，“以国王的名誉”保证，为这位前王后提供生活费用，还要把她几个女儿体面地嫁出去。在签署这个重要文件时，在场的不仅有上院议员，还有伦敦市长和各郡郡守。虽然往事犹历历在目，但伊丽莎白王后仍然不得不依赖这些诺言。她离开庇护所，放弃女儿嫁给里奇蒙的打算，同较大的几个公主在理查宫里受到接见，被待为上宾。1484 年圣诞节时，威斯敏斯特宫中举行盛大节庆。人们注意到，“伊丽莎白·格雷夫人”和她的女儿换上新装，华贵的服装款式非凡，使她们个个显示出皇家气派。

1485 年 3 月，安妮王后去世，很可能是病故。有传闻说，理查想娶侄女为妻，目的是避免她同里奇蒙将结合。如果理查得到教皇的特许，这件乱伦的婚事本可以办成的，但他在政务会和公开场合都否认自己有这种意图。不管实情如何，里奇蒙却因此消除了自己的忧虑。

整个夏天，里奇蒙的远征军在赛纳河口忙于出征的准备工作。英格兰人不断前来投奔他，数目可观。激战前的平静使理查难以忍耐。他生性顽强，不甘示弱，这决定他要为自己的王冠进行一生中最激烈的保卫战。他在便于指挥的诺丁汉中心地带建立了司令部，几乎对各郡都下了动员令。他不得已地违反自己前一年发布的令状，要求“索借”三万英镑，当时人们称为“勒索”。他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常备军，并在交通干线上每隔 20 英里派驻一批驿夫，靠他们传递消息。 这个驿站网有条不紊，效率较高，在英国史上前所未有，驿站制度的发展最早出自爱德华四世之手。

8 月 1 日，里奇蒙率领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联合力量以及一支法国军队在阿弗勒尔起锚扬帆。他的舰队顺风驶过英吉利海峡，绕过地角，于 7 日在米尔福德港登陆。他只有 2000 人马，可充满信心，宣称理查是篡位者和造反者。威尔士人见到他们的本族人有希望登上英格兰王位，非常高兴，古代布立吞人的后代将荣归故土。

理查手下重要酋长和军官里斯·阿普·托马斯觉得他的效忠理查的誓言妨碍他帮助里奇蒙，他曾经宣布不让任何叛乱者进入威尔士，“除非他们从他的肚子上走过去”。不过，他曾以圆滑的理由为借口，拒绝把自己的独生子送到诺丁汉当人质，他对理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他的良心更有约束力。圣戴维大教堂的主教帮助他解除誓约，建议他如果仍然感到不安的话，就躺在里奇蒙面前，让他从肚子上迈过。后来里斯·阿普·托马斯采取同样令人满意尔更加体面的办法，他站在代尔附近的莫洛克桥下，里奇蒙伯爵亨利从桥上走过，这样他就避免违背誓言的窘境。

里奇蒙不仅打起圣乔治的圣旗，还打出卡德瓦拉德的赤龙大旗，一些威尔士绅士前来投到他麾下。他带着 5000 人马经过施鲁斯伯里和斯塔福德向东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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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理查三世尽管遍设驿站，但在里奇蒙登陆 5 天后他才得到消息。此时，斯坦利家族的态度成为决定胜败的因素。理查早就命令他们，如果叛乱队伍在西部登陆，就由他们予以截击。但统辖几千人马的威廉·斯坦利爵士不想照办。理查因此召见这个家族的族长斯坦利勋爵，而当这位勋爵说他“病魔缠身”时，理查便拘捕了他的长子斯特兰奇勋爵，如果不尽力效忠，就拿他长子开刀。这个措施未能阻止威廉·斯坦利爵士率领柴郡的军队同里奇蒙结好。斯坦利勋爵则指望挽救儿子性命，直到最后还抱观望态度。

这一次，约克城站在约克派一边。诺福克公爵和诺森伯兰伯爵珀西时理查的主要支持者。8 月 17 日，理查在这些人的陪同下，率军前往莱斯特。他的军队分成四路纵队，两边有骑兵护卫，他本人骑着威武的白色战马走在中央，全军队列严整，声势浩大。8 月 21 日，这支大军开出莱斯特，到马凯特博斯沃思村附近迎击里奇蒙。一场决战在翌日开始。

直到此时，里奇蒙还不知道斯坦利勋爵及其军队将站在哪一方。在发射羽箭和进行炮击之后，两军一经交锋，一切疑虑便烟消云散。指挥理查左翼部队的诺森伯兰伯爵隔岸观火，斯坦利勋爵的队伍则公开帮助里奇蒙作战。理查国外见大势已去，一边喊着“叛徒！叛徒！”，一边发疯似地冲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企图亲手杀死里奇蒙。他杀死了里奇蒙的旗手威廉·布兰登爵士，并打败了力气过人的约翰·切尼爵士。据说，他甚至冲到了里奇蒙身边，和他厮杀一番。但这时威廉·斯坦利爵士统帅的 3000“穿着血红颜色衣服”的军队向雨雪奋战的约克派猛扑过去，把这两位主要人物分开。里奇蒙被保护起来，理查国王拒绝逃走，被众人打倒杀死。

只要还有一口气，
我就决不逃走。
他说到做到，
虽然死了，却像个国王。

理查一直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王冠，被人从一丛荆棘中捡起来，放到胜利者头上。诺福克公爵英勇战死，他的儿子萨里勋爵被俘，拉特克利夫死于混战，凯茨比得到一点时间立下遗嘱，然后也在战场上被就地触觉。亨利·都铎成为英格兰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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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沃思之战可以说是英国史上一个很长篇章的结束。虽然在下一个王朝里仍有明争暗斗，但红白玫瑰之间的斗争基本终止。双方无一获胜，里奇蒙伯爵和八面玲珑的伊丽莎白结婚，使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的残余力量可以在此基础上获得和解。他们的成婚产生了都铎王族，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都是其中成员。

理查的死亡也使金雀花王朝寿终正寝。三百多年来，这个家族的各代国王既有军事本领，又有政治手腕，才能和罪孽都在他人之上。他们一直追求权力，维护自己的帝国，而此时却失去不列颠岛的恩宠。金雀花王朝及其制度所产生的贵族已经瓦解，绝大多数贵族在刀锋之下掉了脑袋，这些家族的两三代分支均被消灭。

长期以来，寡头政治集团以自己的感情、思想和罪恶撰写英格兰历史，此时也从举足轻重的地位上跌落。王族女系或私生子后代同这个已经过去的时代有说不清的联系，正如“狮心王”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是魔鬼的后代，最终将要去见魔鬼。”

玫瑰战争经过博斯沃思战斗到了它最后一个里程碑。 在下一个世纪里，都铎王朝的臣民认为，中世纪也在 1485 年结束，新的时代已经随着亨利·都铎的登基而诞生。 现代史学家一般认为，我们这段历史没有截然的分期，亨利七世登基后继承并巩固约克王族各代国王的大部分业绩。15 世纪的激烈斗争、动荡局势和荒凉景象，使社会各阶层渴望有一个统一的强大政府。

兰开斯特王族统治下盛行的议会观念扩大了立宪权利，此后将长期失去作用。直到 17 世纪，“先陈言后拨款”、“大臣对民众的意志负责”和“国王是国家的仆人而不是主人”等传统原则才重见天日。

亨利七世开创了都铎王朝的专政。这个新时代的人们对客观情况感到迷惑不解，但也得到新的启发，文艺复兴的潮水和宗教改革的风暴又给他们带来新问题。

16 世纪初这几个字常常使人疑惑，但在英语中却不得不用它们。这一时期的一些巨大变化影响了整个欧洲。其中有些变化早在孕育之中，这时候才全力爆发出来。200 年或 200 多年来，文艺复兴一直鼓舞意大利人的思想和精神。现在它带着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灿烂文化，在不影响基督教信仰基础待限度内扩展开来。

这时，教皇控制了俗权。他们同别的统治者一样，贪得无厌，酷爱浮华，但他们同时宣称自己仍然肩负上帝的使命。教会出售使生者或死者免进炼狱的“赦罪符”，因而岁入急剧增加。主教和红衣主教的职位成为商品，平民的捐税重得惊人。教会的这些弊病和其他弊端都广为世人所知，也引起强烈不满，但没有得到纠正。

同时，文学、哲学和艺术在古典文化的推动下繁荣起来，使一些学者开阔了胸襟，扩大了视野。他们就是那些想把古典理论同基督教的说教融为一体的人文主义者，为首的是鹿特丹的伊拉兹马斯。此人对文艺复兴思想在英国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

印刷术的采用使知识和一些论点得以传播于中世纪欧洲的许多宗教团体中，而 1450 年前后，印刷机成为不断扩大的文明领域的核心。当时，从里斯本到布拉格，西方世界已经有了 60 所大学。到 16 世纪初，这些大学主动为教育和交往开辟更广泛的途径。这样，它们自己有了顽强的生命力，也不那么古板。在中世纪，教育的方向主要是培养牧师。现在教育面逐渐扩大，教育目的不仅是培养教士，也要造就俗界学者和有学问的绅士。 培养有能力、有作为的人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理想。

随着思想的剧变，人们开始对传统理论提出疑问。15 世纪，人们首次把过去的 1000 年称为中世纪。 虽然他们头脑中仍然保持着中世纪的观念，但他们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这个新时代的标志不仅是人类在艺术和建筑学上的辉煌成就，而且也是以哥白尼为首的科学革命的开始。哥白尼明确证明，地球围绕太阳运转。后来伽利略在一次重要的场合肯定了这一点。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在能够满足各种需要的宇宙中，地球是中心。

进行调查、讨论以及寻求新答案的欲望从传统学术扩散到宗教研究领域，拉丁文、希腊文甚至希伯来文都拿来重新进行研究。结果，传统宗教观点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文艺复兴带来了宗教改革。1517 年，34 岁的德国教士马丁·路德把他论述这些和其他问题的文章钉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门上，对教皇开始富有冒险性的精神讨伐。起初他只是谴责教会行为，随后这种职责很快就变成对教义的挑战。

在这场斗争中，路德在火刑柱上表现出自己的坚强信念。他发动或者说推动了一场运动，不到 10 年便席卷欧洲大陆，获得“宗教改革”这一响亮的名称。宗教改革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形式，在以茨温利和加尔文为先导的瑞士尤其如此。加尔文的影响从日内瓦经过法国传到尼德兰和不列颠，在不列颠尤以苏格兰为甚。

路德的说教多种多样，而他自己坚决信奉的原则是“得到上帝的拯救要靠信仰而不能靠遵守教规”。 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像许多非基督教徒那样过着正当规矩的生活，并不能保证死后进天堂，而相信基督的启示才是最重要的。 指引路德的灯塔是《圣经》里的教导和自己心灵的力量，而不是教皇的权威。他相信宿命论。亚当在伊甸园犯罪，是由于上帝让他这样做的。所以，人类生来有罪。不过世界上约有十分之一的人经过一生的努力，可以逃脱或已经逃脱由于原罪而入地狱的下场。所有修士和修女应该有权结婚，从而得到慰籍。路德开创了这样的先例，在四十岁时同一名逃跑的修女结婚，一直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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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浪潮波及欧洲所有国家，受影响最深的是德意志。德意志人民对罗马教廷的苛捐杂税深感不满，路德的改革运动唤起了他们的民族热情。路德用德文翻译了《圣经》，他们至今仍为此感到自豪。 他为德意志诸侯创造了夺取教会财产以自肥的机会。 他的说教促使德意志南部的极端主义者发动社会战争，结果成千上万的人丧失生命。

他本人坚决反对被他唤起的民众。他用粗俗的语言激发民众的战斗精神，但当他们作出反应时，却立即转而攻击他们。 他在教义问题上不顾一切地同教皇斗争，但并不关心给予他力量的劳苦大众。 他用“猪猡”甚至更丑恶的字眼称呼他们，并且指责被他称为“高级领主”的贵族和富有的统治阶级未能有力镇压农民起义。

宗教改革使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当时的民众和国家不愿意而又不自觉地向上拖着长期阻止欧洲前进的锚钩。在教皇和宗教改革运动进行一个时期的斗争以后，新教教会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纷纷兴起，各种教派不一而足，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路德派。 罗马教廷开展内心反省的天主教复兴运动，这叫做反改革运动。 同时，宗教法庭在较大社会范围内进行镇压活动。这些措施加强了教廷力量，使它在一系列宗教战争中保存下来。

旧制度的攻击者和保卫者之间的分教威胁着欧洲各国的稳定，破坏一些国家的统一。英格兰和法国冲出这场斗争时都是伤痕累累，精疲力尽，不过还保持着国内的统一。爱尔兰同英格兰之间出现新的裂痕，而英格兰同苏格兰却实现了新的统一。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涣然解体，分裂成许多小公国或城邦；尼德兰分裂成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各个王朝受到威胁，长期以来的忠君思想被断然抛弃。

到 15 世纪中叶，加尔文派成为新教发动进攻的矛尖，而耶稣会则是天主教进行防御和反攻的盾牌和利剑。又过了 100 年，双方打得精疲力竭，路德发动的这场革命才宣告结束。那时，中欧已被 30 年战争打得满目疮痍。在 1648 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结束了 30 年战争，而这场战争的导火线几乎被人遗忘。到 19 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人们才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了容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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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浪潮在欧洲汹涌澎湃之际，欧洲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不断听到从其他地方传来的消息。从古希腊时代开始，有些人就听说地球是圆的。到 16 世纪，伟大的航海活动将证实这一点。早在中世纪，欧洲旅行者就踏上前往东方的旅途。亚洲人也向西方挺进。有一段时间，欧洲各地似乎都屈服于东方的威胁。来自亚洲中部的蒙古游牧民族于 1241 年同时在布雷斯劳和布达佩斯附近对德意志人和欧洲骑士分别给予毁灭性打击。至少德意志和奥地利落入他们手中。然而在这一年，成吉思汗死于蒙古，蒙古人首领急忙赶回他们的首都，西欧因此逃脱这场灾难。

在中世纪漫长岁月里，基督教徒在欧洲东部和南部边界一直同异教徒进行战争。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在 1453 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以及土耳其人占领小亚细亚，使通往东方的道路断绝。这条曾经哺育地中海沿岸的城镇以及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带来财富和繁荣的道路被堵塞了。虽然土耳其人希望保持同欧洲贸易，以便抽取一些税金，但贸易和交通都越来越不安全。

意大利地理学家和航海家一直在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线，以免遭受异教徒侵扰。他们在地中海东部进行频繁航海活动，从中积累丰富的造船和航海经验，但他们缺乏远洋冒险的资金。首先发现新航线的是葡萄牙。它在英格兰十字军的帮助下，于 12 世纪获得独立，逐渐把摩尔人赶出本土，然后开始向非洲海岸扩张。约翰·冈特的孙子，“航海家亨利王子”号召人们从事一些冒险事业，探险活动便从里斯本开始。后来在整个 15 世纪，葡萄牙海员不断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去寻求黄金和奴隶，逐步扩大已知世界的疆域。

到 1487 年，迪亚士发现非洲南端最大岬角，把它称为“风暴角”，葡萄牙国王颇有远见，将它重新定名为“好望角”。希望没有落空。1498 年，达·迦马的船驶入卡利卡特港，通向印度和远东财富的海路从此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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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叫做哥伦布的热那亚人正在考虑进行一次对世界的未来更为重要的探险，计划越过已经发现的那些岛屿西渡大西洋，去探索通往东方的另一条航线。他的岳父曾经是一名跟随航海家出航的葡萄牙税收，从岳父的书信文件中了解到这些伟大远洋探险活动。

1486 年，他派弟弟巴赛洛缪到英国寻求对这次活动的支持。巴赛洛缪在法国沿海曾被海盗所擒，当他终于到达英格兰并引起新国王亨利·都铎的兴趣时，已经太晚了。可是，哥伦布得到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和卡斯蒂尔的伊莎贝拉两位西班牙统治者的联合支持，于 1492 年从安达卢西亚的帕洛斯出发。3 个月后，他在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岛靠岸，这就是美洲。

又过了近 100 年，英格兰才开始发挥她潜在的海上力量。她在这个时期成就较小，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企图在西北方向寻找新航线，渡过大西洋到达远东，但没有成功。伦敦和英格兰东部的同行更关心同尼德兰进行贸易的实际利益，而亨利·都铎则支持海盗活动，只要这种活动不会使他同西班牙发生纠纷。

他组织了以约翰·卡伯特为首的一次远征。卡伯特和哥伦布一样，是热那亚人，住在布里斯托尔。1497 年，他在布雷顿角岛附近靠岸，眼前一片荒漠，没有发展贸易的可能性，继续纵深前进似乎也不可能。第二次，他沿着美洲海岸朝佛罗里达南下，但离西班牙活动地区又太近。卡伯特死后，谨慎的亨利放弃了大西洋探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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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到到达新大陆和发现珍贵金属后，由于这些问题同葡萄牙发生争执。两国的动机之一都是向未发现的野蛮地区传播基督教，因此两国请教皇作出公断，他们认为教皇掌握着决定这些新地归属的大权。在 15 实际 90 年代，出身博吉亚家族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发布一系列训令，从而在世界上划了一条界线，分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这种巧妙的划分促使两国缔结合约。双方同意在亚速尔群岛以西 370 里格处划一条南北分界线，葡萄牙人因此认为他们有权占领巴西。

虽然葡萄牙是第一个从事远洋探险的国家，但它毕竟太小，维持不了这样的活动。据说，有一半葡萄牙人为保持他们的海外属地而丧生。不久，西班牙取代了葡萄牙的地位。哥伦布首次出航的那一年，摩尔人在西班牙土地上的唯一城市格拉纳这，在中世纪最后一支庞大的十字军进攻下陷落。从此，西班牙人腾出手来，专心致志于新大陆的事情。过了不到一代人时间，为西班牙人服务的葡萄牙军官麦哲伦开始了经南美洲横渡太平洋的环球航行。他在菲律宾被杀，但他的大副指挥他的船只经过好望角安全返航。新的发现使世界四处分散的文化逐渐建立联系，也将使北海中的英格兰小王国重新恢复重要地位。她将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不过时机尚未到来。

当时，东方的香料已经开始由海路运销安特卫普，进入欧洲市场。贸易有了转移和根本的变革。 横越大陆的路线已经废弃；意大利城市的重要地位被西北欧夺去；未来的繁荣不在地中海，而在大西洋沿岸。 英国、法国以及荷兰等新兴列强在大西洋沿岸拥有港口，可以轻易进入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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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的财富迅速影响欧洲原有格局。在 16 世纪前半期，科尔特斯政府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皮萨罗征服了秘鲁的印加人。这些地方的丰富矿产资源开始源源不断地经过大西洋运到欧洲。黄金和白银通过种种渠道源源而来。欧洲所没有的烟草、土豆和美洲糖等农产品也不断输入欧洲。

吸收这些财富的欧洲大陆本身也经历着一场变革。经过长期停顿后，它的人口又开始增长，田庄和作坊里的生产也在发展。为进行新的探险、营造新建筑、开办新企业和改进管理方法，对货币的需要量普遍增加。

统治者和老百姓都不懂财政管理，经济拮据的各国君主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使货币贬值。 物价爱因此急剧上涨，路德在维滕贝格贴出他的论点纲要之时，币值早已开始迅速下降。 在美洲银钱刺激下，欧洲大陆一再发生 20 世纪以前少有的通货膨胀。 以地主和农民为主的社会更加难以维持，一股新的力量开始在欧洲各地的君主面前产生影响，赢得地位，并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对商人和金融家来说，那是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他们当中最有名望的要数德意志的富格尔家族，这个家族以自己的巨大财富支持文艺复兴，因而博得好名声。教皇和德皇都曾经依赖它的资助。

同以往一样，人们很难适应通货迅速膨胀的局面。但他们深深感到，经济将有新的发展，生活也将好转。各个阶级最终将从环境的改善中得到好处。